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

导言：中华民族的性格缺陷 回首中华民族的历史，总会令人感到一种不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作“伟大”的民族，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之处，却似乎和此称谓并不相符。从春秋战国之后，中华民族在统治上的稳定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任何多事之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都显得如此的短暂，稳定的政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正义，更不是尊严的代名词，那些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异族入主中原的屠戮烧杀、和平时期的高压迫害，都成为中国历史的特征，一个两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特征。而中华民族统治的稳定，盘踞于这个基础，彰显于这个特色。在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前，整个中国历史都在这个基调上周而复始。 从秦皇汉武，到近代，那禁锢思想的精神世界几无变化； 从秦砖汉瓦，到近代，那裹足不前的物质世界依然如故。 在中国向世界打开闸门后迎来外部滔滔洪流之前，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稳定，稳定得令人黯然神伤而又无可奈何。而打开闸门后的中国又会如何、又将如何？今天的中国，物质世界已经由于外部世界的影响而突飞猛进，但是精神世界是否依旧在旧世界里循规蹈矩呢？ 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当时崭新的和格格不入的尝试，都最后泯灭在了巨大的陈旧之中。中国文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咸菜缸，不管进去的是哪种蔬菜，最后出来都是同一种味道。这种巨大的同化能力，使得所有崭新的呼唤都最终变成了陈旧的叹息。 中国文化，是一个最能够抵御外来影响的文化。中华民族，有着她的一些伟大的品格：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但是也有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也许，我们具有这个民族背景的人不愿意承认这种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并不由于我们的否认而不存在。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缺陷？这是一个很伤感情但不得不说的话题。 当中国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当中国的很多人因此而突然民族自豪感爆发的时候，我们来冷静地审视我们自己的缺陷，是一个理智和严肃的行为。现在，是我们理智地审视中国文化的问题的时候了。 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是一个可以反省自己和批判自己缺陷的民族。 在我开始下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个突然的事件，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在希腊雅典，2010年11月24日－27日，奥纳西斯文化中心，一个以《雅典对话》为名的学术会议，吸引了全世界最高学府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们。作为主办方的剑桥、牛津、哈佛、斯坦福、法国科学院、德国考古机构，以及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和机构的学者们，聚集在奥纳西斯的会议厅里，探讨一个严肃的课题：古希腊文明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这个会议的主题有一个很具挑衅性的问句： “Does the Past Have a Future？”（过去的会有将来吗？）。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因和染色体，而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基石。当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界和政治家在今天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 “过去的会有将来吗？”这使我想到了中国文明所面临的现实，这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今天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扑朔迷离。在辉煌的外表里面，是层层危机；在炫目的光环下面，是重重阴影。 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对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来说，都属无法回避。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的问题吧。

图腾泄露了国人的秘密 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龙之初，性本恶。恶龙，在西方遭遇到来自人类英雄的英勇博斗，最终一败涂地；但在中国享受的却是万众匍匐和顶礼膜拜。 在中国也曾有过哪吒屠龙，但是他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权力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没有了屠龙精神，只有向龙的卑躬屈膝。 龙还未走，狼来了。狼被奉为榜样的理由就是它的凶恶、贪婪和狡诈。但是，近代的国人不是不够狼性，而是过于狼性：今天做生意恨不得明天就发财，今天做学问恨不得明天就得奖，今天搞艺术恨不得明天就成名。 龙和狼还不够，墙也不甘寂寞。长城，备受国人赞美。但是，长城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国人是出于什么心理供奉长城而忘却都江堰的呢？ 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龙和狼的继续，是其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龙图腾、狼图腾、墙图腾，越是残暴就越是得到礼遇，进而奉为图腾。也许孔子是一个例外？不然。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 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秘密。是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了。

第一节 龙图腾 龙是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 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景仰英雄还是恐惧权威？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佛眉宇间的超凡脱俗很难引起我的共鸣，却很容易带来一种森严和恐惧的感觉。我转眼向周围的四大金刚看去，四个之中有一个比较其他呲牙咧嘴的几个要和善一些，但是只需注视片刻，他的表情很快就会给人一种另类和威慑的恐惧。这个看来最和善的金刚制造的恐惧绝不亚于别的金刚。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乎空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2－1，2－2）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 图 2-1,2-2，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神殿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此先略去不谈。但是，有一点是确切的，基督教的普及对于古希腊文明是一场灾难，但是改革后的基督教在后世的进步影响也是应该肯定的。 我相信很多国人对于这样的古希腊神殿和遗址都会感到陌生。这不难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古希腊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也没有机会了解的文明。即便如此，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不会在这样的神殿中感到恐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不感到恐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希腊的这些神殿和雕塑令我感到一种归属感和投身于其中的冲动，而中国的寺庙和雕塑却给予人压抑和恐惧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担心？我总觉得，中国寺庙给人以感情上的卑下和理智上的服从；而古希腊神庙则给人以感情上的平等和理智上的升华。 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而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只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美丽而强健、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因此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认同和鼓舞。 我总是被古希腊的雕塑所折服。那是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间最值得关注的焦点、最值得称颂的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2－9）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作为凡人驻足她身边时，你会感到一种亲切感，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2－8）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图2-8,2-9，古希腊雕塑信使者尔姆斯和狩猎女神阿特米斯

龙的传人——耻辱还是光荣？ 但是，像这样塑造人的完美形象来加以崇拜的只有古希腊人，而且古希腊人不崇拜任何其他形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都没有做到这点。在古希腊以外的世界里，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印度，在印第安文明地区，在中国，都出现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而所有这些图腾彼此既大相径庭又如出一辙。它们不同的是各异的形象，相同的是酷似的恐惧。 这样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互相影响，也不需要上下传承。在一个远离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完全没有受到欧亚文明影响的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图腾和图腾柱 [1]。印第安人的图腾（图2－4）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欧亚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不安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图2-4，印第安人的图腾 我不由地想到了中国的龙，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马面、蛇身、鹰爪。真的龙一定很恐怖，无怪乎有“叶公好龙”一说。即便叶公无比喜欢绘画的龙和雕刻的龙，他见了真龙也被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在他自己家里欢迎真龙，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人有如此深厚的龙的情结呢？为何中国会有如此多的“叶公”呢，明知自己并不能忍受和龙在一起，却仍然对龙崇拜有加热爱有余？ 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依附龙，让这个怪物成为他们的靠山，从而恩赐给他们安宁，赋予他们吓唬别人的作用。如果龙可以让别人害怕，那就起到作用了。他们绝非喜欢龙本身，而是憧憬龙可以赐给他们安全感，期待用龙阻吓别人，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匍匐在龙的阴影里享受片刻的安宁，享受观看别人恐惧而带来的快感，从而感到自己的强大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 于是，龙，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龙，成了华夏的象征；华夏，成了龙的故乡；而国人，自喻为龙的传人。 这一点，我们回顾一下龙的历史就清楚了。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探究龙的原型，中外并无不同，都是指一种神通广大却会伤人吃人的凶恶怪兽。然而，和古希腊的屠龙英雄不同，华夏先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为了避免被蛟龙伤害，他们断发纹身，把自己打扮成龙的模样，自认龙的子孙，希望老祖宗能从自己的虔诚礼拜中认清这就是它的子孙，以免老祖宗一时不辨，误伤自己的后代。当然，如果老祖宗能赐给他们食物，庇佑他们生存，就更好。这就是龙图腾的由来。闻一多先生在他的惊世名作《伏羲考》中令人信服地给出了龙图腾起源的两种解释：避害说和尊荣说。其实，这两者原是一体的。闻一多先生这样阐释道： “就现代人的观点，人决不以像爬虫为尊荣。这完全是图腾主义的心理。图腾既是祖宗，又是神。人哪有比像祖宗、像神更值得骄傲的事呢！龙之所以有资格被奉为图腾，当然有个先决条件。一定是假定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即所谓‘魔那’(manna)者。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把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交付给它。如果有方法使自己也变得和它一样，那岂不更妙?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断其发，文其身’——人一像龙，人便是龙了。人是龙，当然也有龙的法力或‘魔那’，这一来，一个人便不待老祖宗的呵护，而自然没有谁敢伤害，能伤害他了。 “依‘避害说’的观点．是一个人要老祖宗相信他是龙；依‘尊荣说’的观点，是要他自己相信自己是龙。前者如果是‘欺人’，后者便是‘自欺’了。‘自欺’果然成功了，那成就便太大了。从前一个人不但不怕灾害的袭击，因而有了‘安全感’，并且也因自尊心之满足而有了‘尊荣感’了。人从此可以神自居了！” 这一转变无异是可笑复可悲的，闻一多先生不无讽刺地以‘人的拟兽化’来形容：“先假定龙是自己的祖宗，自己便是‘龙子’，是‘龙子’便赋有‘龙性’，等装扮成‘龙形’，愈看愈像龙，愈想愈是龙。于是自己果然是龙了。这样一步步的推论下来，可称为‘人的拟兽化’，正是典型的图腾主义的心理。” 由于恐惧，国人开始模拟龙，乃至崇拜龙。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在《易传》里，妖龙的出现是善良正直的人即将饱受迫害的征兆，在哪吒闹海的民间传说中，四海龙王是残暴凶恶喜欢吞噬童男童女的怪物。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在这一过程中，人放弃了人的尊严乃至形体，而以爬虫自居。这导致龙的地位越发尊贵，历代帝王无不自谓“真龙天子”。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之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 这个信念，世世代代，流传至今。就算推翻清廷，帝制消亡，龙作为中国的象征这一点依然未变。只是以前龙是帝王的专用标志，如今却成了每个中国人的符号。君不见，一旦要强调“中国风”，必然大量采用龙纹来点缀服饰、陈设、乃至食品包装。这种凶恶的怪兽，最终成为国人心灵的依靠。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首所谓的“爱国歌曲”唱遍华夏大地，红遍大江南北，据说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直把爱国等同于爱龙。他们为之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可是追溯龙图腾的起源，华夏先民出于趋利避害的心态，不惜断发纹身，模拟爬虫，把这样形态丑恶的凶神奉为祖宗，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

华表——国人膜拜的图腾柱 或许由于龙毕竟太过丑恶和恐怖，于是聪明的国人创造了华表（图2－5），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构成了中国的图腾柱。龙，缠绕在华表柱身，显示着皇权。如果华表柱子本身代表了华夏的话，那么缠绕的龙就代表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而附加的祥云，代表了人们对于龙的恩赐的期待和对于龙本身的祝福。 图2-5，中国人的图腾——华表 其实华表最初并非如此，也不是图腾柱。在上古时代，华表上盘踞的并不是龙。相传华表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既可作为道路标志，又能让行人留言，称为“桓木”或“表木”。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并非贬义，而是相当于现代的发表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告示牌”的作用。现在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但是却改变了全部内涵。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华表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形式并成为华夏的象征，称其为中国的图腾柱也无不恰当。 “不同意见”被代表皇权的龙所取代，“诽谤”从最初褒义的进言沦为后来贬义的“谣言”。这样的取代和沦丧就像一场悲剧，诠释了民族心理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无恶不作和无所不能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于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也就这样诞生了，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的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既然如此，他像龙一样的独断专行和暴虐无度就是天经地义的了。“造龙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但是，这场运动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就是制造匍匐在地的子民。在这场“造龙运动”中，华夏谁都没有闲着，皇上成了“真龙天子”不可一世，权势者搭上真龙尾巴也鸡犬升天，黎民百姓自喻“龙的传人”为成为匍匐在地的“草龙子民” 而感激涕零。 由原始的恐惧，经由刻意制造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亢奋、怯懦和服从，使得国人迫不及待地认同这种恐惧并把自己称作其传人，以乞求恩赐的平安，并以此恐吓别人。龙，就这样被国人请上了神坛。于是，恶龙驾着祥云“君临天下”，这样极不和谐的组合就成了中国图腾柱的表象和内涵。 如果说印第安人的图腾柱表现了比较原始的对于自然的恐惧敬畏，那么中国的华表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强大势力的恐惧，不惜任何代价的对秩序和繁荣的殷切祈求，以及对于达到这样的秩序和繁荣的代价和途径的理解，这就是敬畏权威和祈求恩赐。 “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崇拜恐惧和复制恐惧的热忱。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恐惧首先借助令人恐怖的怪兽和形象夸张了自己的强大，其次是利用这样的恐惧威慑他人以加强统治者的地位。 当人们在最恐惧的时候，就是最服从的时候。当然，恐惧也会造成混乱，但是如果恐惧可以被控制和调节，就会是独裁统治的极好手段。恐惧造成的混乱在对于超自然力（怪兽、菩萨、上帝等）的崇拜中得以缓解，恐惧带来的威慑使得服从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国人创造的华表则更加创造性地传递了希望的信息，恶龙和祥云，暴虐和吉利，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信仰——逆来顺受便可苟延残喘，甚至鸡犬升天，还可能繁荣昌盛。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并非每个民族都有图腾柱，但是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图腾，唯有古希腊不然。类似中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图腾和图腾柱在古希腊是找不到的。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2－6）。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牵强附会地认为，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2-6，古希腊人的“图腾”——挺拔的廊柱 （图2－6 ）的廊柱是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出土于古希腊城市帕加马（Pergamon，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部的Bergama）。这是比较完整的石柱，古希腊另一种石柱是多利安式，如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廊柱（图2－10，图2－3）。帕特农神庙的石柱更加高大雄伟，但是破损得比较严重。 图2-3，雅典帕特农神庙 图2-10，雅典帕特农神庙 石柱承载的山墙上都有雕塑，（图2－7 ）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图2-7，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 当然，严格地说，古希腊的这些雕塑都不能称作图腾。古希腊崇拜的形象中没有怪兽，只有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的形象一模一样的神。 以上图片中的印第安的图腾柱，中国的华表和古希腊的廊柱和山墙上的雕塑中，只有古希腊的廊柱和雕塑是真正的文物，建造于2500年以前，前两者我没找到古代的文物，只好用近代的代替。 我很自然地就会把中国的华表和希腊的廊柱作对比。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心态的对比。华表尤其像一些中国男人，追求面子，追求别人对他的恐惧，乞求权势对他的恩赐，但是没有骨气。而廊柱就像是古希腊文明，挺拔美观而且承担了重压。华表上不能承受任何有意义的重量，而廊柱则肩负起了高大的建筑。因此不难理解，前者终归变成了一个权势的摆设，而后者肩负起了一个文明的辉煌。

千古神州——屠龙英雄何寻觅？ 古希腊神话里和雕塑中不是没有怪物，但是这些怪物没有引起古希腊人的恐惧，更没有让古希腊对其崇拜。相反，被激励起的是他们战胜恐惧的勇气。我相信，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恐惧中不失理智，用理智克服恐惧。每个民族和个人都会面临邪恶和恐惧，所不同的是，一些被邪恶和恐惧所压倒，转而服从甚至进而崇拜邪恶和恐惧；而另一些，则立志战胜邪恶和恐惧，他们给自己树立了美好和勇敢的榜样，以激励自己必胜的信念，他们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古希腊人就是后者，而国人却难以评判。华夏历史上也有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如同凤毛麟角，他们的出类拔萃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平庸之中；他们的英勇和睿智被淹没在了整体的苟延残喘之中。于是，皇上用龙袍加身威吓百姓，百姓匍匐于地山呼万岁。国人明明知道是恶龙，但却辅以祥云，以期在这歌功颂德之中，龙赐给他们一条生路，甚至一条升迁之路，少则但求独善其身，多则可谋鸡犬升天。国人对于龙的崇拜就这样开始、延续和弘扬开来。至今方兴未艾。 “龙图腾”，华表上的“龙”和“祥云”就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图腾柱。“恐惧”和“恩赐”就构成了国人特有的对于现实和理想的诠释。于是，俯首帖耳和苟延残喘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底线——服从恶龙，它总会给你一条生路；趋炎附势和飞黄腾达就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最高境界——追随权势，它很可能让你鸡犬升天。“龙”和“祥云”就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其贴切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整体性格。 对于龙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理念冲突。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我一直不愿意把古希腊的雕塑和图腾联系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不能和别的图腾相提并论），人为了自由尊严，和神一起，赤身裸体和恶龙搏斗（图2-11）；而在中国，人为了苟且偷生，或美其名曰“平安和睦”，把生杀予夺的权利交给了龙，把自己的自由尊严交给了龙，以期在龙的恩准下，自己得以躲在龙的阴影里苟延残喘，最终飞黄腾达。 图2-11，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 如此对于恶势力的态度之极度反差，显示了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心态。被古希腊彻底击败的恶龙却在华夏找到了俯首称臣的子民。恶龙在古希腊和华夏的不同命运反映了这两个不同地区人民的命运。于是古希腊人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公民，而华夏人成为了附庸权势的子民。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对屠龙者的歌颂，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龙成了正面的形象，而那些与龙搏斗的英雄却销声匿迹了。华夏今天居然歌唱的是龙，而不是和龙殊死搏斗的人。难道华夏的是非善恶真的颠倒了？这样的颠倒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故，而是长期磨难的结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西方有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屠龙，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凡人之子，他征服了象征恶势力的龙，这个功绩和他一系列的其他功绩一起，使得他进入古希腊人敬重的神的行列。在中国有哪吒屠龙，哪吒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李靖的宝塔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 这两个神话几乎是同一题材，但结果却南辕北辙，体现出两种完全相悖的民族精神。于是屠龙英雄被刻意遗忘了，而龙却被世世代代歌颂着。 [1] 其实，“图腾”（Totem）正是源自印第安语。

向狼看齐——争相凶恶 其实，这个“狼图腾”很难说是其倡导者的创意，而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近代难以阻止的流露。类似其观点在中国民间早就不新鲜，许多中国人都说自己“太善良”、“太诚信”，把困难和问题都归因于他们自己不够坏和不够狠。 现代中国普遍并且严重缺乏善良和诚信，但居然大多数还觉得自己“太善良”、“太诚信”，简直匪夷所思。当一个社会在道德崩溃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争先恐后逃离道德和责任，把善良和诚信看作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而对于丑恶和舞弊却如蝇逐臭。当他们说自己“太善良”和“太诚信”时，就应该理解成他要为自己干更坏的事情造舆论了。“狼图腾”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于是，素质越低就越觉得自己干的事情还不够坏、不够狠。正因如此，《狼图腾》的作者和一些人开始公开推崇狼的性格，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人的狼性还不够，还需要更加地狠，更加地狼性。 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吃别人和被别人吃两个选择。如果你不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别无选择。在他们看来，双赢是瞎话，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双赢，只有你死我活。要么你死，要么我死，我活了就不能让你活，而你活了我也活不成。 至于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和睦相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可能。一个人在网上说他的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不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是现代国人很普遍的想法——“不被人抢，但是可以抢别人。”“不被人欺负，但是可以欺负别人。”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对狼的厚爱，大概是从多年的物质和精神压抑后突然的欲望释放和爆发后对于权势和利益的向往。那些过去曾经属于“真龙天子”的一切，现在似乎都在觊觎攫取之列，不管是巧取豪夺还是坑蒙拐骗。既然龙的时代他们没有成功，那么狼也许可以让他们弥补过去的遗憾。 这样的心理是极其病态的。国人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隔岸观火、趋炎附势，都是这种内心缺陷的外部症状。在今天的中国，太多的富人，为富不仁；太多的穷人，穷凶极恶。国人的狼性不是不够，而是实在太严重了。那些提倡狼性的人也许不理解，所谓狼性就是穷凶极恶和奴颜婢膝的结合，是贪婪和愚蠢的共存。

告诉你真实的狼性 我在太行山的经历难说与狼共舞，但也算得上与狼共存了。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给很多人留下来不堪回首，但是却难以忘却的经历。对我来说，其中就包括见识狼的行为和性格，也许足以给狼画一幅肖像。 太行山村子的墙上，常有用石灰画的很大的白色圆圈。我刚到太行山时不知其用处，后来听老乡说，是驱狼用的。如果没有这些白色圆圈，狼就会壮着胆进村，吃猪，吃羊，吃鸡，当然也会吃人，特别是小孩子。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大白圆圈却有效地制止了狼的入侵。 狼到了深夜才会接近村子，此时，那巨大的白色圆圈就出现在它的视野中。狼对此很疑惑，不知道这是什么。狼智力的不高不低和性格的乖戾多疑决定了它将踌躇不前。于是狼就停在村子边缘外一定距离的地方仔细琢磨这些圆圈。它有时会走近一些，看看这些圆圈是否会对它有什么反应，但不超过它认为的安全距离；一会儿又会突然逃得远一些，恐怕这不可思议的圆圈会突然降祸于它。 这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来回折腾，但是狼的智力和性格决定了它既无法搞明白圆圈的危害，也不能鼓起勇气前进。到了拂晓，精疲力竭的狼只好悻悻地离开，到了远处不甘心地嚎上几声，这一夜就算结束了。如果还不甘心，它还会再来，但结果并无二致。这些白色的大圆圈始终让狼困惑和胆寒。 在我们的村子方圆几十里少有成群的狼，对于单个的狼，小伙子通常不必太过虑。当一个人行走在山路上，肩膀上扛着劂头，这时就是个把狼来了也只会远远看着你而不敢贸然进犯。当时我一个人走夜路也不会怕狼。但是如果狼看到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是怀抱婴儿的妇女，它就会进犯。畏强欺弱，是狼的本性。 狼性狡诈，这是它的又一个特征。老乡告诉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东西搭在你的肩膀上，你千万不能回头。因为那极可能不是你的熟人，而是狼。而你一回头，你的脖子就完了。后来晚上走路，就总想着这倒霉的可能性。 和狼的交道还远远没有打完。我们注定还要睡到野外去和狼近距离接触。 太行山上土地非常贫瘠，为了让庄稼长得好一些，就需要施肥。但是山上的地很多离村子很远，因此把村子里的人畜粪用肩膀挑到每块地里是办不到的，而且这些肥料也根本不够。那些比较远的地，只能采取“羊卧地”的方式来施肥。所谓“羊卧地”，就是到了晚上让羊在指定的地块里过夜，这样一个晚上羊群的粪便就给这块地施肥了。为此，从春天羊群离开村子后就不再回村，直到深秋再回村圈养。春夏秋三个季节，不管风吹雨打，整个羊群都是在山野里度过的。 狼是羊群最大的敌人。狼到村子里来偷吃东西困难重重，那些大白圆圈就够狼受的了，再加上村子里的狗，进村的风险实在太大。于是，夜间偷吃在野外卧地的羊就成了狼的首选。 狼偷吃羊的办法很狡猾，或者按照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的说法，很“智慧”。在夜幕掩护下狼接近熟睡的羊群，然后悄悄混入其中，挑中一只不大不小的羊，咬住羊的脖子，这样羊就喊不出声音了。但狼这时绝不会把羊咬死，因为死羊是个很大的负担，狼拖不动。狼要在羊没有死的时候利用羊，这时，狼会咬着羊的脖子让羊和它一起跑，由于羊被狼咬住了脖子，为了避免更加疼痛，羊就不得不跟着狼跑，狼跑多快，羊就会跑多快，看起来就像是狼和羊在并肩跑，狼歪着脑袋，还用自己的尾巴赶羊。那情景，真的不得不佩服狼的聪明和狡诈。 跑到了狼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就立即把羊咬死，先喝羊的血，然后吃内脏，最后才吃羊的肉。一只狼是吃不完一只羊的。有时我们会找到没有内脏的死羊，那是狼把认为最好吃的内脏吃了，留下了其他部分，也有时会看到几乎没肉的羊皮和骨架。那就是几只后来者把肉也吃干净了。 羊倌通常有4到7人，根据羊群的大小而定。其中一个人是“下夜的”，他白天不放羊，到了晚上，所有羊倌都回村子睡觉去了，他才出动。他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一般坐在羊群（通常是不规则的椭圆形）的短轴边缘。但是仅他一个人不够，他的“同盟军”是大约7至10条牧羊狗和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位置在椭圆长轴的两端。他们不是羊倌，而且白天要干正常的农活，只是那天晚上轮到他们去协助看羊。这样的“美差”通常10天半个月就会轮到一次。也就是说，每过十来天，我就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就是和狗一起保护羊群。 由于我们白天干的活非常苦重，晚上肯定倒头沉睡。如果狼来了，那么“下夜的”就会大声吆喝，把那几条狗和我们折腾起来打狼。要是真的碰到几十头的群狼，那么连羊带我们都完蛋了。好在那年头狼也不是很多了，最多也只可能碰到几只狼一起的时候。由于有这么多的狗，我们应该可以打赢，但心里还是害怕。 要是我们运气好的话，或者说狼的运气不好的话，被咬死的羊整只都从狼的口中抢了下来。我们就能指望有肉吃，但是谁都不能说，因为那必须有羊被狼偷吃了，或者在山上摔死了，我们才有得吃。我们那时想肉也想疯了，不管生产队的羊是否让狼偷吃了，只要还可以吃到狼吃剩下那一点点，就庆幸了。 如果羊不被狼吃掉，最后也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卖”到县里去“支援世界革命”了，谁也吃不到。因此有的时候不免内疚自己和狼是一伙的，都垂涎于村子里的羊。当县里把我们辛辛苦苦养的羊“夺走”，我们更有理由觉得他们和狼是一伙的。 记得第一次轮到我去看羊，先到羊工灶吃了晚饭。这是晚上看羊的优待。那个时候，平时吃不到细粮（即小麦粉做的面条或者馒头），更不要说肉了。但是看羊那天的晚餐肯定是细粮，而且管饱。如果运气好，还可以见到一点肉。这肉当然不是买来的，而是头一天有羊让狼吃了一半，从狼嘴里抢回来的那部分。 吃完了晚饭就上路，通常那时已经天半黑了，需要“羊卧地”的地块都很远，到了那里，天早就全黑了。我和另外一小伙子到了目的地，就被安排在羊群的两端。我这头一边是羊，一边是梯田的边缘，心里直嘀咕：要是狼来了，先吃我，怎么办？我把身上背来的破毯子铺在地上琢磨着这个危险到底有多大，最后把外衣脱下来缠在脖子上，身子和脑袋都钻进毯子里。 我估计狼先吃我的可能性不很大：首先，对狼来说，羊肯定比我好吃，其实鬼才知道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其次，即便狼来了，我并不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我在毯子里；进而，即便被发现了，也不至于一口就被咬死，因为我脖子上还缠着衣服。 至于把衣服缠在脖子上的做法，是从狗那里学来的。它们的脖子上都有一个旧手推车轮胎做的环，上面还有钉子。环是两层的，钉子的屁股夹在中间，尖头向外。这样，狼肯定没法咬狗的脖子了。这个设计确实高超，于是我自制的脖套也使得我安心了不少。 下夜的告诉我们，“如果听到响动，就立即大声呼叫。关键是把狗叫起来，把狼吓住。”这点勇敢当然是有的，但别指望我们听见响动，那是你下夜的事儿。“如果羊已经被狼拐走，那么就要去追。”反正和狗一起去追，这也没有问题。尽管追回来的基本上是死羊，但是肉还在，回去总比完全失踪要好交帐。如果追到了死羊，扛回村去还俨如凯旋，特别是看到那些想吃羊肉的人垂涎三尺的样子。 很幸运，在我看羊的那些晚上，只有个别时候起来打狼，我睡眼惺忪拿着手电筒乱晃，反正也看不清狼到底在哪，下夜的指哪咱就打哪。羊倒是没丢，但是觉没有睡好。回想起当年的打狼，我不禁怀疑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是否希望他看羊的时候狼来偷羊？他在等狼来了咬死羊让他吃？还是让狼吃了羊，好有劲再来光顾？还是希望狼把他也一锅端了？反正，按照“狼图腾”的倡导者所表达的感情，他们绝不会打狼，他们应该是和狼一伙的。 到了秋后，羊也肥了，县政府要来收购了。村里的老乡尽可能偷偷私下卖一些，多得一点钱。这时的县政府比狼还凶，如果我们私下卖了，就是“资本主义”，那可是弥天大罪。那时我们就会觉得县政府比狼还凶狠。“苛政猛于虎”，当然也猛于狼，古人一点也不错。那时我们就会把狼作为理由向县政府解释为什么本村上缴的羊不能再多了：首先是“狼”，啊不，是政策，不许咱多养，否则以破坏“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论处；其次，是狼，这回是狼，把一些羊吃了。那时，我们真切地感到，那个县政府和狼绝对是一伙的，穷凶极恶，不具同情心。 那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时代，也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时代。山间的狼远没有人间的狼可恶，后者不仅具备前者的所有的凶残狡诈、而且奴颜婢膝、骄横跋扈、俯首帖耳、落井下石、山呼万岁。这些截然不同的行为，统一成一种性格，这就是狼性。对弱势者的骄横跋扈和对强权者的俯首帖耳，构成了狼的“辩证统一”。这应该是“狼图腾”崇拜者们的主要崇拜理由。 许多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那是个仇恨满腔的时代，唯恐仇恨不满人间；那也是一个俯首帖耳的年代，无条件的服从成为道德准则。如此双管齐下，迫使和误导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狼性：由于丧失了独立人格的穷凶极恶和苟延残喘。那个时代，人们充满激情地砸烂一切，又极端虔诚地匍匐于地，一面穷凶极恶，一面俯首帖耳。可谓人间狼性登峰造极。 近代的国人不是不够狠，而是过于狠。狠到今天做生意恨不得明天就发财，今天做学问恨不得明天就得奖，今天搞艺术恨不得明天就成名。

揭示狼图腾的本质 狼没有狮的高贵，有的人却说狼更加勤劳；狼没有虎的雄风，有的人却说狼更加聪明；狼没有狐的狡猾，有的人却说狼更加锲而不舍；狼没有狗的忠诚，有的人却说狼桀骜不驯。 狼从来不贡献什么，却贪得无厌。狼可以吞噬倒下的同伴，实际上，狼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同类。研究显示，在狼的诸多死因中，被其他狼吃掉是占有很高比例的。狼会在饥饿时吞噬同伴，也会自相残杀。狼群成员平时对狼王毕恭毕敬，一旦狼王失势，就会被罢黜甚至杀死。可以这样说，每只狼都是野心家。 我很同情狗（不包括哈巴狗），因此我绝不养狗，我不能忍受把狗阉割掉作为宠物养在家里。那些所谓的爱狗者爱的是狗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而不是狗本身。对于我来说，狗曾经是战友。 我曾经做过羊倌，也多次给放羊的送饭，送饭的挑子一头是羊倌的饭，一头是狗食，其实它们都是几乎一样的饭食。那年头人没有肉吃，狗当然也没得吃。牧羊犬吃的是小米，不过要在煮到不完全熟就捞出来，这样吃了更加耐饥。如果这天羊倌也吃小米，那么就无非是多煮一会儿。 吃饭的时候，我们和狗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用筷子，而狗不用。碰到哪天送饭的忘了带筷子，那么我们和狗就没有区别了。 我和太行山人曾经活得像狗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不曾活得像狼一样。活得像狗一样是由于我们没有选择，没有活得像狼一样是由于我们还不屑与凶恶为伍。 勤劳、狡诈、锲而不舍、不择手段、同室操戈，也许这正是“狼图腾”崇拜者所推崇的狼的形象和榜样。用狼来代替龙的期望表达了一种现代国人的心态，忍辱负重、巧取豪夺、刁钻古怪、背信弃义。正因如此，“狼图腾”崇拜才会在中国有市场。 所谓狼，就是在一幅猥琐的外表下，掩盖着贪婪的内心。如果还有人希望再用这样的图腾来让国人崇拜，那么大可不必，因为许多当今的国人本身就是这个图腾。 也许那些提倡狼性的人认为，西方是一个崇尚狼性文化的世界。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人对于西方社会的无知，以及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 我碰到过许多西方人，他们并不由于自己的地位不高而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也不由于自己身居高位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在地位低于你的时候不会对你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也不会在有朝一日爬到你头上后就对你目不正视、趾高气昂。 但是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去评判。也许一些你周围的人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今天的中国社会还需要狼的贪婪吗？是这份对于贪婪的锲而不舍？还是这份对于贪婪的不择手段？ 无论是对于龙的崇拜还是对于狼的欣赏，都是“奴性”的表现。国人的奴性也许与生俱来，也许后天发展，也许两者兼而有之。鲁迅曾经这样批判国人：“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他给中国青年开了治疗此病的良方：“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不幸的是，那些崇拜“狼图腾”的人，不仅没有吸取“龙图腾”的教训，而且在这条“图腾之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把“人”作为社会的行动标准和终极目标，他们也没有勇气像古希腊雕塑所体现的那样由内心和外貌都不经扭曲的人战胜这些怪兽。在这些怪兽面前，不管是“龙”还是“狼”，他们永远是奴颜婢膝的奴才，只有在弱者面前他们才显现出作为奴才的另一面——怪兽。 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了对强大丑恶的依附，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没有“龙”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狼”也可以带来和“龙”一样的效果和更加可观的实惠，那么狼也未尝不可。只有把奴才做稳，日子才可以过得下去；只要能把奴才做稳，“龙”或者“狼”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国人在创造龙的形象时还有一些想象力，让龙能飞，能泳，能走，能爬，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无人不惧，那么这些“狼图腾”的崇拜者就如同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平庸野心家，尚存的后怕、眼前的艰难和未知的恐惧令他们不知所措，于是想：“既然龙不行，就试试狼吧。”但是，把凶兽堆砌在一起编造出来的“龙”不行，“狼”就行吗？从“龙”走到“狼”，也可以说是一蟹不如一蟹，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们，也算得上一代不如一代了。

长城——现实和神话 华夏还有一个在近代逐渐上升到接近图腾的象征——长城。中国国歌里有长城，钱币上有长城，民间谚语有“不到长城非好汉”……显示出国人对长城情深意长和褒奖有加。但是，回顾长城的历史，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修建长城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就可以建造。我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见到过一个山寨，修建得相当雄伟。当时我不知道修建这个山寨的城墙砖（就是修长城的那种砖）是如何搬上去的。崎岖陡峭的山路人挑当然也可能，但是很困难。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那些砖是用山羊驮上去的，每只山羊驮两块，就上去了。只要有砖，砌墙就容易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体量巨大的神殿则不同，它们的修建有着极高的难度。 再者，长城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什么正面的作用。通常说长城是秦始皇下令造的，其实长城一部分在秦代以前就存在了。当时的中原小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逐渐建造了一些城墙，秦代利用了一部分这些城墙，再增建了更多，连成一片，以此体现其占领的更大版图。后来又经过了历代直至明朝的浩大维修。 秦以前，这些长城没有制止秦国的大举入侵，秦以后也没有阻挡北方民族的南下。中原强大的时候，中原的版图向外越过了长城，因此长城成为了无用的内墙；中原积弱的时候，北方民族向内越过了长城，长城成了别人版图里的内墙。无论哪种情况，长城都没有达到设计效果。 仅有一次可以起作用的是明末李自成刚攻入北京，满族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长城的山海关由明将吴三桂把守的那一刻。但是那个吴三桂，开门揖盗，把这唯一可能有作用的时刻彻底断送。 长城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华夏的版图在心理上就是由长城界定的。然而，这是当今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的。 关于长城的神话还影响到了现在，不知道是谁振振有词，美国的宇航员在登上月球后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长城。这可让爱国人士欢欣鼓舞了一阵子，甚至至今还沉湎于这个胡编乱造的美丽瞎话之中。显然，在月球上的美国宇航员的眼睛没有看到长城，而是在地球上的瞎话编造者的嘴巴“看”到了长城。 长城的宽度不过6米，从月球上看长城就如同从38公里外看0.6毫米粗的细线。这个视角，只有用现代强大的天文望远镜才可以分辨。不要说从月球上看不到长城，就是从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卫星上，肉眼也无法看到长城。就算是从卫星的近地点约300公里处，这时看长城就如同从15公里外看一根30厘米粗的电线杆。这个实验并不困难，你找一根你喜欢的电线杆，然后驾车开出15公里后回头看看是否还可以看到这根电线杆。 荒唐吗？但这个荒唐的故事现在还在流传。

孟姜女的哭声 和长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多少象征意义但是千年来给人民带来实惠的都江堰。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江堰和长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建筑。前者是为了造福于民的水利工程，后者是为了巩固统治的军事设施。尽管可以说长城的建造是为了抵御外族让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审视长城的建造过程和效果，那么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也许今天已经被淡忘，即便过去对长城还有所批评的话，今天也几乎销声匿迹了。长城几乎成了中国的代表，而都江堰却几乎被彻底淡忘了。 都江堰位于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岷江上游340公里处，据传由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等于约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主持下开始修建。经过历代整修，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在发挥作用。都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是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这样一个建筑，可以和古罗马水道相媲美，更重要的是其给民众带来的福利。但是，它在华夏历史上却没有很高的地位。和长城相比，历史给予它的赞美是如此地吝啬。相反，长城却在近代占尽风头。 那么到底长城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许已经太久远了，对有着选择性忘却习惯的国人来说，已经记不太清了。国人对于长城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愿意回顾。那愚蠢的动机，残酷的过程和无用的结果至今最好忘却，仅留下那臆想中龙的象征和辉煌。在“龙”成为图腾千年之后，长城也渐渐地向“龙”逼近。如果说“龙图腾”是由国人对“上”的怯懦而产生的，那么“墙图腾”就是由对“外”的恐惧而形成的。 也许孟姜女哭的并非秦长城而是齐长城，但这都不影响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类似长城这样浩大的劳民伤财工程的反感。历史上凡是徭役和税负很重的时候，孟姜女的故事就会广泛流传。不仅是孟姜女的故乡山东，而且在许多和孟姜女没有关系的地方也曾在历史不同时代声称是孟姜女的故乡，可见民间对于孟姜女的同情和对修建长城的反感。 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孟姜女在长城脚下的悲怅哭声逐渐变得遥远和模糊不清，而对于长城的赞歌却由远而近渐渐响亮起来。也许这是由于不少人认为孟姜女的哭声有损作为他们心仪象征的长城之伟大。这不仅仅是统治者，也同时是很多普通大众的想法。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问题。 同样严重的是我们对于都江堰的冷落，由于没有长城这样辉煌的外表和可以招徕顾客的特征，那么就随它去吧。也许这就是都江堰被冷落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华夏的黎民百姓也会遗忘它呢？这样的水利的壮举、利民的结果，世世代代的造福于民的建筑为什么却在华夏百姓的心中没有多少地位呢？

墙图腾——贻害无穷 长城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应该清楚了，结论是“毫无用处”。当满清入主中原后，曾经有人建议重修长城。康熙皇帝的判断还算正确：“长城没有挡住我们，那是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花钱重修？” 两千年来，长城没有能够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或者满族的入侵，甚至期间对于很多小的外族入侵，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以愚蠢的设计开始，以残暴的手段实现，以毫无用处结束，对于这样一个建筑，为什么今天给予如此礼遇？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长城在现代给我们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收入，也许因此我们就可以给长城平反？当然还远远不是平反，而是给予其以民族象征的礼遇。但是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洗刷昨天的罪恶吗？更有甚者，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使得昨天的罪恶成为辉煌的业绩吗？ 比这个理由更加荒唐的是清官大人和普通国人对地标建筑和牌坊的热衷。他们对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进步毫无兴趣，但是对流芳百世却心有独钟。而长城，恰好符合他们的标准。 这大概就是地标建筑的神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人特别热衷地标建筑。哪怕是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即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是县城的地标和行政大楼的建设是不能含糊的。某些注重形象工程的基层政府，大楼越修越高级，地标建筑物越来越豪华。即便这些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那些“父母官”也在所不惜，一如既往。他们确信，其所作所为不必得到人民的同意，也不必考虑百姓的福祉，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铸就表面的辉煌。他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劳民伤财，很可能成为历史的辉煌，在今后享有长城今天的待遇。这就是他们期待的“长城效应”，亦即永久的“辉煌”。回顾和审视华夏的历史和现实，谁敢说他们的指望不能实现呢？ 是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孟姜女当年痛恨的但还没有哭倒的长城上赚到可观的旅游收入。如果认为这就是“伟大”，那么每年的旅游奖都应该颁发给秦始皇，因为是他下令造了他那劳民伤财的陵寝，包括著名的兵马俑，当然也包括长城，还有尚未开发的秦始皇主墓。那个被勘定为秦始皇主墓的巨大土包，也许是国人的另一个自豪。 至于都江堰，就忘却吧！即使它对天府之国的贡献不可磨灭，甚至两千年后仍然在造福今天的人们，还不是依然默默无闻？响彻云霄的依然是对长城的赞美。我们不也在赞美长城吗？据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此后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确实，在宣扬对外仇恨、对内禁锢思想方面，长城更能迎合近代国人的心理需求。长城迎合了人们内心的封闭和恐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造墙的民族，不仅喜欢造物质的墙，也喜欢造精神的墙，以此制造小圈子，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进而在小圈子中继续制造更小的圈子，比如形形色色的同乡会。墙，是国人的难以解开的情节，而长城，更加艰难。 无可否认，凡是热衷于造墙的时代都是封闭和恐惧的时代，凡是热衷于造墙的统治者都是封闭和恐惧的统治者。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国人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 龙、狼、再加上长城，这是一幅多么不和谐的图景。这不仅仅是它们本身不和谐，而且是这些图腾的含义与人类的理性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龙用来吓唬别人和给自己壮胆；长城用来禁锢自己拒绝别人；狼用来为贪婪、损人利己和窝里斗正名。 因此，这些图腾如此解读了中华民族的心理：“龙图腾”是对上的怯懦和婢膝，“狼图腾”是对内的仇恨和自私，“墙图腾”是对外的恐惧和敌意。不要让这成为近代中国的写照吧！ 我发现这样一个可怕的规律：国人为之崇拜和引以自豪的都是那些最践踏人的尊严的象征——龙、长城、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康熙、乾隆。似乎一切残暴在华夏都可以成为“丰碑”，也为下一轮的残暴树立了榜样。于是残暴在华夏是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许孔子是个例外？绝非！如果不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国人绝不会善待孔子，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因此，后世如果有强权要作践孔子，国人必然举国响应。历史不已证明了如此吗？呜呼哀哉！ 如果一个民族对某个图腾感到恐惧，并想以此成为让别人恐惧的象征，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这个民族距离理性是很遥远的。如果一个图腾仅仅体现了强权、恐惧、自闭和贪婪，其崇拜者也会或多或少地继承这些特质。“龙”、“狼”和“墙”就是这样的图腾，如果中华民族还继续对“龙”、“狼”和“墙”顶礼膜拜，必将在背离人的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 这个世界不必有刻意的恐惧，更不必有对刻意恐惧的宣扬或崇拜，于是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但是，如果图腾可以仅仅是信念而非恐惧，那么我希望古希腊的雕塑成为整个世界的图腾。我更希望，古希腊的价值成为人类心中的图腾。

面子的代价——原则和正义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挣足了面子的事件。能够举办由古希腊人开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至高的荣誉，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全球性的体育竞赛，更是一场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庆典，为全世界所有民族所尊敬和崇尚。 但是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却有着一些和奥林匹克精神大相径庭的不谐和音。直言不讳地说，从北京奥运会，我看不到多少奥林匹克精神，而从台前幕后字里行间看到的总是这两个字——“面子”。对于很多国人，这“面子”是如此地重要，以致和它相比，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反倒算不了什么。 正是这样的面子情结，使得为了面子就顾不上手段。在普天同庆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段“声情并茂”的假唱，不仅剥夺了一个具有美丽声音的女孩应得的认可，而且抹黑了另一个具有可人外表女孩的天真无邪。为了“面子”，让一个美妙的声音和一个靓丽的外貌结合起来展现给世界，即便以造假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那么这是为了谁的面子？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某些团体的？是谁试图把伟大的人类精神庆典降格成“面子工程”？在中国，大部分人对这样明目张胆的造假心照不宣，或者暗中鼓励，甚至欢呼喝彩。只有少数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更加糟糕的是，现在居然有不少企业追捧那个登场假唱的女孩，让她作产品代言。在西方，企业对造假避之不及，唯恐和任何造假沾上什么边。但是在中国，却有很多企业对此如蝇逐臭。他们坚信，绝大多数国人吃这一套，悲哀的是，这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也就是说，国人对此等粉饰面子的伎俩确实有一套特色思维，他们认为这理所当然，甚至值得喝彩，至少无可厚非。他们，正是中国面子工程的土壤，而“面子”情结则是这面子工程的精神根源。 在酷爱面子而不顾尊严的长期实践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原则和正义，丧失了是非标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德行》中剖析道：中国人最重的是面子，这种面子其实就是不重事实、只重形式的做戏。因此，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一切是非都在这个格式问题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面子。于是，为了面子，内涵可以舍弃，原则可以牺牲、尊严可以践踏。 按照鲁迅的观点，“面子”是中国人的病态精神纲领，其症状繁多，如官瘾、卖老、围观、中庸、情面、做戏、观斗、少坚信、无操守、善变化、能忘却、喜团圆、瞒和骗、爬与撞、捧与挖、不认真、主奴根性、眼光不远、糊涂主义、无是非观、二重思想、排斥异己，等等。其中最有普遍性、危害最甚的，则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 在一个鼓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里，产生的汉奸比例之大却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比拟。没有原则的尊严，只有虚假的面子和隐藏在面子后面的利益，于是，就只能是这样的结局了。国人在一些场合显得非常爱国，不管到了哪里，爱国似乎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但是他们的爱国内容到底如何？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在国外见到不少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的时候到中国人开的餐馆去吃饭，到中国人开的商店去买东西，但是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笑脸很少。你就是买了东西付了钱，他的那个脸色还像是你白拿了他的东西没给钱。有一次就更加令我不解。到了巴黎一个华人面馆，我向服务员点菜，我开始用汉语对他说，但是他用法语回答我，由于我不懂法语，就用英语再次问他，他还是用法语对我说。我以为他不会说英语或汉语，就勉强用几个法语单词告诉他我要点的食品。过了一会，结果他开始和餐馆别的工作人员用汉语大声聊天了。这是一个会说汉语的人，听他的口音是大陆出来的，是北方省份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在以如此态度对待中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心理。可正是这些人，吆喝起爱国的口号最响亮，其实他们连邻居和路人都不关心，更不必说爱更加广泛含义的实体了。他之所以不用顾客和他都会说的语言，是因为他觉得说汉语有失身份，而对方会说英语他就更觉面子下不来，他就更加要说法语了，他要说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这他才有面子。 这样的人，其实在国人中很普遍，他们争先恐后地“亡国”（逃离中国），而又声嘶力竭地“爱国”，其实，他们只“爱国”，却不爱同胞，不爱他人。那“国”，就是幌子，他们真正爱的是他们的面子。 面子，对于国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在乎面子，但很少有人像国人那样把面子置于原则和正义之上。

面子的代价——尊严和人格 尊严和面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面子和尊严之间，相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就是“原则”。其实，国人把面子直接等同于尊严，这恰恰源于国人的缺少尊严。 中国男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爱面子的，但也可能是最不要尊严的。自古中国男人对于其认为属于自己但是又移情别恋的女人的惩罚极其残酷。但在西方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如果做不到这点，则是争夺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之间进行决斗。中国男人通常既做不到尊重女人选择的大度，更似乎绝无决斗的勇气，而只有残害自己女人的残忍。这样的心理可能在动物界也不入流。我在太行山上曾经晚上和羊群一起在农田里度过，清晨被沉重的钝器打击声惊醒，发现原来是几对公羊在角斗，声音便来自羊角的撞击。放羊的告诉我，它们是在争夺配偶，得胜的可以得到拥有母羊的权利，而失败的只好退出竞争。但是，在中国，似乎男人并无当面决斗的勇气，只有背后使坏的阴招。当然决斗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过于残酷和野蛮，但是比起男人以残害自己追求的女人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却要有尊严得多。 比起残害女人，中国男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提防和残害可能更胜一筹。他们一旦占有了女人又拥有了权力，就要阉割所有周围的男人。太监，就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用这种方式，皇上就可以独占所有女人，哪怕是他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染指的女人。把他人都变成太监的好处是，他皇上至少可以确信，已经没有别的男人和他争夺女人了。中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很贴切地解释了中国男人的心态，一旦权力所及，便要剥夺他人的尊严和人格，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所有人都要牺牲尊严和人格。而他所可以信任和委以重任的，也只是这些被剥夺了尊严和人格的人。而这些太监，也用这种丧失尊严和人格的苟且方式换得权力和地位，并以此为虎作伥、为非作歹。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船上的男人都主动让妇女和儿童先登上数量不多的救生艇，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最后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获救了，而丧生的都是成年男人，包括船长。船长认为他理应最后一个离开自己的船，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尊严。对比在大地震中撇下学童逃生，而且不觉得任何羞愧的男人；对比那些在公共场合看到弱者受害而连呼救的勇气都没有的男人；对比那些在失火的剧院中堂而皇之让小学生坐着不动而自己先逃离火灾现场的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员，泰坦尼克号的绅士们和船长的所作所为解释了什么是“尊严”。由于大多数中国男人关心的仅仅是面子，因此在这样检验良心的场合，他们是无法及格的。 当然，中国男人中也有英雄，那些面对权势不屈不挠的自不必说，那些无意同流合污或者歌功颂德的也令人钦佩。我特别钦佩这些凤毛麟角的中国男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我们不至于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无可救药。但是，他们毕竟只占据了极少的比例，在中国社会中寥若晨星。我在这里完全可以给这些中国男人喝彩，也许读者可以猜到我说的是哪些人。 国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多是为了教训他人的，他们希望别人都这么做，但是他们自己却绝不会这么想。轮到他们自己，这信条就变成了“一旦瓦碎，便无玉全”。任何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以至飞黄腾达的办法都是“玉全”方案，一切以保全他们自己和面子为取舍标准。而他人的尊严和人格，绝不在考虑之列。而他们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也绝不在话下。 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经在越南战争中当过战俘。战俘，在中国是一个耻辱的经历。生还的战俘一生都将背负一个耻辱的符号，甚至变节的嫌疑，不要说永远不得重用，甚至一生都会被当作叛徒和特务怀疑。但是，在美国，战俘是为国尽忠的经历，生还是英雄的凯旋，迈凯恩有幸生在美国，居然还被共和党提名问鼎白宫，被所有的美国人认为是英雄。如果在中国，这绝不可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子重要，至于人的尊严，那是国人不会想到的事情。不在成为俘虏之前殉国，就已经是愧对江东父老；被敌人俘虏，就已经是丢尽了“国格”（也就是国家的面子）。如未被敌人处死，还觍颜生还，那必是忍辱偷生，不是叛徒，也是贪生怕死者，即便不严厉处理，也要严格审查，列入另册。为了国家的颜面，他人的生命和尊严是国人毫不在意的事情。那是国家的颜面吗？不，那是他们自己的面子。 对待战俘的心态，很好地揭示了不同民族对于尊严的不同理解。一个是出于对于人的尊重，对于自己人的信任，对于不幸在战斗中竭尽全力但是仍然失利的战友的赞赏，是对于他们经历逆境的同情，是将心比心的宽容，是对自己比别人幸运的自责。这就是尊严，这是对他人的尊严的肯定和自己的原则的坚持。另一个是对于别人战败而给自己丢面子的埋怨，对于战友忠诚的怀疑，对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仍不成功的责难，是隔岸观火式的冷嘲热讽，是恬不知耻的自我欣赏。这就是面子，这是对自己的面子胜于他人生命的无耻和对自己面子背后的利益之至高无上的坦白。 很多国人，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受人践踏，如果说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他们应该同情弱者，当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而是一旦有权有势就作威作福。即便是一个小品演员，成名之后，当红之时，谱摆得巨大，招收学员的仪式上居然要学生行跪拜礼。仅仅是小品演员，派头却远比那些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师大多了。当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办学园时根本没有要学生行什么礼，那些现代得了诺贝尔奖的大师们也没有要学生行什么礼，更不用说要别人跪下来行礼了。还好他仅仅是一个演员而已，要是这样的人成了皇帝那可怎么办？不幸的是，中国历代的皇帝也就是这么一群人。这才有数千年来的一成不变的野蛮统治。 但也真有那么多人愿意下跪。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尊这个当红的小品演员为师傅，这块招牌就是卖座的保证。为了发达，尊严算什么？下跪又何妨？ 于是，一个为炫耀面子而践踏人格的“主子”和一群为发迹走红不惜尊严的“奴才”就合作演出了跪拜恩师的丑剧。一个满意“名利双收”，一群庆幸“鸡犬升天”；一个捞足了面子，一群给足了面子；一个践踏了人格，一个出卖了尊严。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中国的面子就这样屠杀了尊严和德行。我相信，如果那些跪拜的人将来有朝一日也有了那个小品演员的“红度”，他们也必然重演这部丑剧，只是他们成了受拜的人。历史的怪圈就这样轮回了下去，奴才的培育就这样代代相传了下去。 尊严背后必有原则，而面子后面也必藏利益。在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境况，亦即你的面子必须以你的尊严作为代价，当你出卖了尊严，你就得到面子了；如果你想要面子，就不得不出卖尊严。这是一个引诱和迫使人出卖尊严的环境，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不再在意尊严，而仅仅追求面子。他们为面子吵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争得剑拔弩张，但是，他们绝不会为尊严的丧失而感到一丝不安。 那个要求徒弟对自己拜谢，并且因此沾沾自喜甚至炫耀的小品名家，和那些对他行跪拜礼的徒弟们，解释了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现象：要升迁和前途，不管有没有本事，都要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如果一个人不想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那么他的仕途和事业就会困难重重。今天的演艺界的“潜规则”，亦即女演员靠出卖色相得到扮演角色的机会，和这跪拜礼多么相似？只有你出卖人格和尊严，你才有前途；只要你敢于出卖全部的人格和尊严，你就前途无量了。好像这个“原理”还不仅仅适用于演艺界吧？ 那个自告奋勇写《李白与杜甫》的高级文人，正是为了面子和利益出卖尊严和原则的典型。为了出人头地的面子和东山再起的利益，他不惜践踏尊严和原则，这样的无耻，堪称经典。 在这样的绝无道德和理智可言的行为背后，是对“面子”的崇尚和对“尊严”的践踏。“面子”和利益是许多国人最崇尚的理念，他们可以不要尊严和道德，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面子和利益。面子在国人的内心世界根深蒂固，其实面子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要说的“奴才”。他们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尊严，于是只好寻找尊严的外壳——面子。

面子的代价——实质和内涵 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从其用于面子的物质和精神投入就可以看出其优先的是内涵还是面子。在中国，从上到下用在面子上的人力和财力占了社会和个人开销的很大比例。 国人的送礼确实达到了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人根本无法企及。后者的送礼绝大部分是象征性的，表达出良好的意愿和“我记得你”即可。一张贺卡，或者一个价值几美元的小纪念品，就可以了。这在国人普通老百姓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一些卖“补药”的就是吃准了国人这样的心态，“狂轰滥炸”的广告和豪华的装潢，就是为了送礼者“有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受礼者“有面子”。那些“补药”无非就是一些吃不死人但是没有功效的东西，里面唯一有作用的也就是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西药成分而已，用1%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买的人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为了面子，就得买贵的送。面子重要，浪费就是小事了。 国内每年都生产大量的月饼以供中秋佳节人们的消费。现在的中国，中秋不如月饼重要，而月饼不如包装重要。月饼的包装极尽奢华，而那月饼本身的价值远不及包装费用。这些月饼，不是买来吃的，而是买来送人或者让人看的。只有如此奢华的包装，才可以体现自己的一片心意或者博得他人的赞赏，这就是面子。审视这样的包装趋势，我们有理由担心，总有一天，“买椟还珠”不再是一个荒谬。 老百姓尚且如此，显贵们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也许是靠演地方小品成名的艺人，也许是靠几个矿井挖煤发财的小老板，他们子女的婚礼之排场让人瞠目结舌，以至就此令人产生“为富不仁”和“劫富济贫”的想法也绝不为过。他们婚礼现场上庞大的车队简直可以和西方的国葬相媲美，只是其在奢华掩盖下的“土得直掉渣子”的气质却一览无余。 民间既然如此，宫廷当然更盛，他们的面子当然不能输给民间。慈禧太后的60大寿的庆典耗费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北洋水师一年的军费，单是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道路的景点设置与装饰，就花去白银240万两，此外，慈禧为自己准备的首饰合白银38万两，衣服为黄金23万两。在慈禧眼中，这已经是非常节约了。她在为修颐和园如此辩护：所有的花费都是她节约下来的，“想天下应共谅”。 满清皇室的“节约”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慈禧的一顿饭要有一百个菜，宫中每天的花费高达四万两白银。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如此大量和奢华的食品，而且这些食品也未必就对他们的口味。慈禧太后每顿面对山一般的佳肴只在很少的几个菜上动几筷子，其他绝大部分不是吃的，而是看的。如果慈禧太后仅仅吃一些她想吃的菜，那么她每顿饭四菜一汤也就足够了。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她那太后和皇家的气派又如何彰显呢？她怎么把自己和普通的民众区别开呢？进而，她的面子又如何维护呢？ 国人的旅游也特别有意思，和西方人的旅游方式很不相同。有一则流行的笑话这样形容国人的旅游，“上车睡觉，停车撒尿，到点拍照，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旅游重要的是拍照以证明自己曾经到此一游，做成相册向亲朋好友同事出示，而旅游真正的置于环境中的欣赏就不重要了。 和国人注重面子但是不注重内涵不同，西方人通常重视生活的内涵，而不仅仅是面子。即便是生活不很宽裕的西方人，也会在生活的质量上相当重视，而绝不仅仅是追求外表的体面。 西方人的行为通常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他们自己吃饭时，哪怕就是野餐，也会在简陋的餐桌或者餐桌的替代品上铺上一块桌布，尽可能放上精致的餐具。因为这就是他们平常的习惯。但是对于仅仅注重面子的国人来说，既然没有外人，这些就都免了。一旦没有别人看，那么就是完全不同的做法了。 我刚到加拿大的第二年，去开加拿大的金属年会，地点在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家军事学院里。正是夏季，在校的学生不多，校内很大一块地方就给了参加年会的人用。年会上大学里的教授、学生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有，其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中国留学生比我早到加拿大几年，他提醒我说：你看中国人的吃相，实在太难看了。只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嘴里塞的满满的，还大声说话，坐无坐相，吃无吃相。而皇家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餐厅的另一侧就餐，上百人坐得整整齐齐的，听不到嘈杂，只有轻轻的刀叉碰撞声，风卷残云，很快就吃完了。原来没有比较，也就不以为然，现在一对比，才发现这差距触目惊心。我估计自己当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相信吃相是一种内心的展现。过去可以解释为，穷得食不果腹，所以狼吞虎咽。但是丰衣足食时，那副吃相依然如故。如今大陆餐馆里，那吃相加上最后的剩菜，足以令人质疑所有自封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喧哗，不顾别人；浪费，触目惊心；吃相，有如猪拱食槽；坐相，有如猴子上树。那“中庸之道”、“礼仪之邦”和“温良恭俭让”统统不攻自破成了瞎话。在这尊严尽失的行为中，这些人却自己觉得很有面子：吃得轰轰烈烈，扔得大大方方。面子因此也可以被定义为：外表的气派，而绝非内心的高贵”。由于没有内心的高贵，最终外表的气派也无法成立。 在西方，政府的楼宇通常和民间的建筑基本相称，一些小城市的市政厅几乎就是一幢普通的小房子，西方的教堂和神殿可以非常讲究，而政府却绝不奢侈。但是在中国，政府建筑就完全不同，即使是非常贫穷的小县城小镇子，政府建筑的奢侈也显然和民间建筑甚至学校的简陋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前者是尊严，尽管在简朴之中，这尊严也不可置疑；后者是面子，不管有多么豪华，那面子无疑以民生为代价。 在西方，即便很隆重的宴会也很简单，但是在中国，就是很平常的聚餐也很奢侈。我参加过一些西方的宴会，规格应该是很高的。比如大学为了感谢捐赠者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宴会，作为校方董事的奥委会副主席庞德（Pond）参加并主持，加拿大的宇航员也参加了。即便如此，也就是典型的几道菜：前菜、汤、主菜、甜食，外加饮料和面包。每人一份，很少有浪费的。这和中国宴会上眼花缭乱的菜肴和最后大量的剩菜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那几乎吝啬的简朴却令人尊敬，那尊严不言而喻；而那几乎完美的铺张却令人侧目，那面子的代价是德行。 国内的剪彩仪式特别多，而且通常用很大的布料，甚至丝绸，中间还有精心制作价格不菲的一朵大红花，一把特大的剪刀，一剪刀下去，国人叫好的同时，老外就会觉得可惜。西方的剪彩通常使用的是很窄的一条人造丝带，宽不过5厘米，非常简朴，但是简朴中体现着尊严，这尊严背后的原则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不能乱花，即便是私营企业，那么钱也应该用在更加应该的地方，比如员工的工资和设备。而国人的剪彩在轰轰烈烈中为的就是面子。 我不知道国人为面子而在所不惜的风俗是上行下效的还是至下而上的。总之，上下都如此，中间也绝不例外。一个“县太爷”，一个“知府”，出行都要前呼后拥，车队浩浩荡荡。一个穷乡僻壤的区政府，也盖一个极尽奢华的大楼，恨不得做一个美国总统梦，于是把大楼也盖成了白宫的样子。这倒不是不能做一个“美国梦”，其实这样的胆量倒是很值得欣赏的，只是，如果真的想做这样的梦，那么也向美国学一点人家的廉洁、厚道和平等，别的更高深的暂且不做要求。但是，这梦做到这里，他们必定一身冷汗，猛然醒来，庆幸：还好，只是一个梦。 国人习惯生活在面子之中，以面子衡量他们的取舍。“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国人世世代代的写照。这是国人的生存哲学，也是道德标准。上至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芸芸众生，几乎都遵循了这样一个面子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处世哲学和道德标准的影响下，中国对于历代统治者的评价才会如此不可思议。 在中国，被褒扬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那些最残暴的：秦皇汉武，前者焚书坑儒，后者治罪腹诽；成吉思汗，除了屠杀就没有别的统治手段；康熙乾隆，武以杀人、文以诛心，篡改历史、集文字狱之大成。但正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赞美。 面对着秦始皇的巨大坟墓和兵马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不是秦始皇当政时对于百姓的奴役和残暴，不是秦始皇关心自己死后的特权胜过民众生存之恶劣，也不是秦始皇对于自己坟墓的营造胜过他人住宅之卑鄙，他们并不对这样的历史罪恶感到愤怒和厌恶，而是为分享了秦始皇为他们挣得的面子而产生感激和共鸣。对于他们来说，毕竟秦始皇用这样的残暴建造的地下宫殿为他们挣到了难得的面子，正是秦始皇的陪葬和陵寝，让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叹为观止。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是对人民的残害和对理性的践踏。但是绝大多数国人不这样想，他们在意的就是秦始皇给他们挣到了面子，这就足够了，他们就可以因此为秦始皇歌功颂德了。国人对于暴君往往会给予历史的赞誉，越残暴，就越有人赞美，简直匪夷所思。 国人的“面子”情结，不仅仅统治者如此，作为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也如此。因此，这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性格问题。 面子的目的是为了招摇自己并不享有的地位，是为了虚构自己并不具备的德行，是为了遮掩自己根深蒂固的恐惧。于是，用牺牲尊严的途径去获得面子只能是一种奴性的表现。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使得国人很少可以为失败的竞争者真心地喝彩。不为别的，只为精彩的奉献和竭诚的努力，但是国人绝大多数不能做到这点。 为了维护这至关重要的面子，年复一年，代又一代，国人很多在高压下成了盆景类的东西，美观但侏儒，外观靓丽却内涵畸形。这可能也是盆景源于中国，且流行于东方，但不能流行于西方的理由。凭着这样在压抑的无奈中挣扎出来的逆来顺受，倒也活得八面玲珑，虽然被压抑成了侏儒，但还是在这极其有限的尺度上威风凛凛。那巴掌大的迎客松在面盆大的“高山”上也活灵活现、几可乱真。人的心理也是可以这样被扭曲的，心理上的侏儒和精神上的懦夫，和此异曲同工。为了面子，就不必要尊严了；既然可以得到利益，就不必坚持原则了。实质和内涵，当然就更算不上什么了。

这样的面子心理使得2008奥运会更多地成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在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有关的官员面对中国代表队取得的骄人成绩，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大赞国家采取的“举国体制”。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举一国之力办好一件事情。显然，竞技体育，特别是奥运会这样的竞技体育，是中国的“举国体制”所要办的事情之一。 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应该用“举国体制”？一个国家，倾其国力办的事情只能是和公民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力有关的，而决不能是别的。但是在中国，这些似乎远远不如一些看起来有面子的事情重要。而且，普通的中国人也觉得这面子非常重要，对于“举国体制”也大多赞成。正因如此，在中国，大家可以对奥运会充满热情，但是对于科学和民主却无动于衷。 中国的女子举重冠军到底意味着什么？坦率地说，这就如同一个闹饥荒的村子拿出正在忍饥挨饿中的村民的口粮，养出一个肥头大耳的小孩，从而给这个村子“争光”——“看，我们村子里都是大胖娃娃。”女举在中国是一项根本不存在的运动，没有任何人在业余选择这样的运动，没人有这样的爱好。所有的女举运动员都是家境贫寒的孩子中挑出来的，特别是边远农村的孩子，因为只有她们才可能接受以这样的运动作为自己的职业，期望有朝一日“一举”脱离苦海，并且为此不惜练得一身伤病。这是为了金牌而造出来的运动。对于中国来说，举国抓“女举”，“一举”面子辉煌。对于许多国人来说，又多了一个可以引以自豪的话题。但是，这不是体育运动，而是面子运动。 类似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女举，而是举不胜举。为国争光的“金牌运动”就是一个全民的“面子运动”。也就是政府牵头、纳税人出钱、全民喝彩的“面子运动”。可以说，什么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对于用纳税人的钱，倾其国力，为了一些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的运动项目得到金牌这样的做法深恶痛绝了，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了。如果一个国家，把“举国体制”用在了面子上面，就搞错了优先级。 如果我们把金牌的数量等同于一个国家的价值，那么我们就误入歧途了。按照这样的标准，那么当年的苏联就优于美国，而东德则更加优于西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东德没有和西德合并以前，其体育成绩非常好，而统一的德国在奥运会上反而拿的奖牌还远远没有前东德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现在统一的德国是民主的，因此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办“面子工程”从而使得自己在奖牌数量上好看一些，而原来的东德则是可以这样做的。 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的金牌，而且在奥运会的申办期间，这样的面子工程就开始了。申请举办奥运会其间，北京把国际奥委会官员可能路经和视察的地方的草都用涂料喷成绿色。当时由于季节的原因，北京的草都是枯黄的。我估计国际奥委会的人对看到枯黄的草也可以理解，应该知道在夏季奥运会举行的时候这些草会是绿色的。但是，中国奥组委嫌不过瘾，把这些枯黄的草坪喷成了绿色。 无独有偶，云南一个县城为了上级视察时看到绿水青山，于是把开采石料而植被遭到破坏的山体用油漆喷成绿色（图3－1，3－2），结果不仅费用不菲，而且把本来活着的植物也搞死了。指责云南用油漆搞绿化一定是苍白的，因为其可以解释为上行下效：既然你们搞奥运会可以用涂料来搞绿化糊弄老外，为什么我就不能用涂料搞绿化来糊弄上级呢？ 图3－1，3－2，云南某县喷漆绿化的荒谬之举 “面子”也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政绩的象征，那些更大手笔的面子工程使得那个滑稽的用涂料进行的“荒山绿色工程”相形见绌。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面子建筑，从“歌剧院”到“艺术中心”和各种各样的地标建筑从各个角度诠释了“面子工程”的含义。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富丽堂皇，单单舞台设施就烧掉上亿人民币。其冰上舞台更是娇贵，自开张后仅仅用过一次。这个豪华剧院的使用费用极其昂贵，维修费用也是天文数字。华丽的剧院昂然耸立，而老百姓却被教育、医疗、住屋等三座大山压弯了腰。 既然北京上海建造大剧院，别的地方也上行下效。杭州大剧院，投资9亿元；宁波大剧院，投资6亿元；绍兴大剧院，投资3亿；东莞大剧院，投资6亿元；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元；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0亿元……修建剧院的风气方兴未艾，一些更加有“创意”的烧钱建筑也上了议事日程。 山东的济宁要建所谓的“中华标志城”，代价300亿，这些新造的古迹就真的是必要的吗？建造这些地标式和标志性建筑成了各级政府的至爱，剧院和这些标志性建筑真的是公民的优先需要吗？真的比民生还更优先吗？ 在西方，政府最清楚的是，钱是人家纳税人的，不能乱花。政府的官员对此决不含糊，首先从道义上不能乱花纳税人的钱，其次你要是乱花了，很快你就要下台了，没准还让你对簿公堂。但是中国的这些地方父母官从来没有纳税人的概念，至于纳税人的钱，他们就更加不会理会了。只要是他们掌控的，就是他们的东西，他们眼里根本没有纳税人。由于他们的权力不来自于人民，于是他们也就不必对人民负责，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就这样，他们自己的办公楼可以固若金汤、极尽奢华，而学校却因此岌岌可危、简陋不堪。阜阳的一个区，尚未脱离贫困，党委书记的办公楼和办公室却建成了“豪华白宫”，贫穷的地区和如此豪华的政府楼宇形成了极不和谐的反差，对比国外那些富裕的城市和殷实的居民但是简单的政府办公楼来，这些“大手笔”不得不令人作呕。 这些豪华的建筑背后隐藏着的多种因素中，“面子”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当然，腐败也在其中。很有意思的是，“面子”和“腐败”往往是结伴而行的。面子是没有实质的尊严，当没有了实质，就意味着死亡，死亡就意味着腐败。因此，“面子”和“腐败”同行是很可以被理解的。 我相信国人最终会从“面子”走向“尊严”，这一过程将是国人从偏执走向成熟的旅途，这将是漫长和艰难的。“路漫漫其修远兮”，这话说了有两千多年了，这漫长的岁月中，国人在面子工程上每每凯歌高奏，而在人格尊严上久久乏善可陈。 有人提出了要搞“民心工程”，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民心工程”也摆脱不了“面子工程”的阴影。如果民心都喜欢面子，那么“面子工程”也就可以是“民心工程”了。秦始皇陵寝的兴建从现在来看，已经成了“民心工程”，无数中国人为此引以自豪。如果中国人的素质不提高和改善，“民心工程”也会是全民的“面子工程”。如果必须搞什么工程的话，就应该是“民族心理工程”，就是在人民心里进行“公民意识工程”。只有国人不再对秦始皇的陵墓引以自豪了，只有国人不再对民间根本不存在的运动摘金夺银引以自豪了，只有国人对于用举国之力进行的“面子工程”深恶痛绝了，国人才算懂得尊严了。 “优秀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一种习惯。” 古希腊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这样告诉我们。刻意的表演不管如何光鲜和辉煌，都不是优秀。而优秀只能是长期内心积淀的自然流露。 那些豪华的建筑可能和奢侈的排场一样，未必就是伟大的证据。不错，一个人民具有尊严的时代和社会有伟大的建筑，这是一种伟大本质的外在流露。正因如此，有的并不伟大的就试图以建造辉煌的外表来掩饰自己的渺小、虚构并不存在的伟大。但是，这并不成立。比如古希腊雅典的卫城，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而秦始皇的陵寝，只是一个丑恶的症状。记住，那些时刻吹嘘自己伟大的，必定是和伟大毫不沾边的。 如果我们再来寻味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前者是一种自然的习惯，而后者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演。“优秀”和“伪装”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被定义和揭示了。 到底什么是使得中国人对于面子孜孜以求而对尊严漠然以待的真正原因？这必定是一个不易解释也难以面对的问题。其障碍本身，也就是问题的本质——

面子——阿Q的尊严 任何人都需要有尊严。一个贫穷且无尊严的人并不一定是不要尊严的人，但是尊严对于他们来说是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他们无法得到。于是他们就只能追求尊严的外表——面子。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典型。这是一个被剥夺了尊严也找不到尊严，但是还没有忘却尊严的外表——面子的人。他不能容许小D捉的虱子比他多，他也不能容许别人说“光”或者“亮”甚至“灯”，至于“癞痢”就更加不能说了，因为他是由癞痢而致秃的，而且秃得很光亮。他在即将被砍头之前还要把那个代表他签字的圆圈画得尽可能地圆，以弥补他不会写字的难堪。阿Q，是要面子的。 鲁迅笔下的阿Q确实是很多国人的自画像。很难说外国就没有阿Q，但是没有哪个国度像中国这样盛产阿Q。今天阿Q们仍然构成了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只是有一部分的阿Q有钱了，一部分阿Q有权了，一部分阿Q有权又有钱了。鲁迅没有刻画阿Q有权有钱以后会如何，这是一个遗憾。不过，通过无钱无权的阿Q的所作所为，我们很容易想象有钱有权的阿Q会如何。作为社会最底层的阿Q的所作所为也决定了将来成为社会最顶层的阿Q的所作所为： 首先，阿Q会把说“光”、“亮”或者“灯”的都抓起来，痛打一顿，让他们永远不敢再说这几个字眼。他会养一大群的虱子以证明他绝对是超过小D的。他会雇佣小D为打手，因为他知道，小D和他曾经是难兄难弟，并且也没有背叛他的本事。他会把吴妈收为二奶，这也报了当时他直截了当说想和她睡觉而被拒的一箭之仇。他当然还会包更多的二奶、三奶、四奶……N奶，以惩罚吴妈当时的拒绝。 阿Q肯定会去上总经理大学，就是那些专门为有钱和有权人设立的不必学什么但可以得到证书的所谓“大学”，请世界上有名的教授给他讲课，如果那些外国教授根本就不愿意掺和这档子造假的事情，阿Q就会请国内最好的教授，反正在中国这样的教授总是找得到的。课，一定是听不懂的，但这根本不是阿Q所担心的。正是由于听不懂才更加有学问，而且，懂和不懂都是一样的，证书反正是照拿的。阿Q会把证书挂在最醒目的地方以提醒世人，他现在大学毕业了，不仅仅是大学，而且MBA也拿到了，甚至还拿到了一个学位叫“博士后”，尽管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博士后”这样一个学位，但是对于阿Q来说，既然必须拿了“博士”以后才能“后”，那么一定比博士还高级，那肯定就是它了。 阿Q也是一定会捐款的，至于捐到哪里他并不在乎，在乎的是他的捐款一定要沸沸扬扬、家喻户晓。他还一定会和别的捐款人争捐款的排名。至于款是怎么用的，用到了哪里，这不是他要关心的。 Q还会第一时间把癞痢导致的秃头治好，不惜代价一定要治好，即便不能真的治好，那么也要看起来治好了，比如植上假发。秃头问题解决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说特说关于“光”和“亮”的事情，尽管他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光年”和年不一样，但是他会很自豪地想，他现在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了好几“光年”，甚至十几“光年”了。他现在还特别喜欢说“闪亮登场”，这个曾经是他特别痛恨的不知道谁造出来的不伦不类的词组。 阿Q开始喜欢民族文化了，这个他曾经诅咒要砸烂的。他现在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当时要砸烂她。也许是一气之下？也许是别有用心？逻辑开始混乱起来，阿Q不愿多想下去。但是，阿Q会开始造一些新的古迹，原先那些砸烂的倒也没有什么，造几个新的就可以补偿了，不仅仅是补偿，那些新的必须造得要比原先的高大。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么，啊——哈，阿Q终于想起当时砸烂的理由了。反正什么都可以造假，古迹新造也不必按照原来的样子和大小，只要有经济效益，那么就是好的古迹，新旧都一样。不是有人说“爱国不分先后”吗？其实，古迹也是不分先后的。不管新古迹、老古迹、假古迹、真古迹，可以赚钱就是好古迹，阿Q得意了。 阿Q发现捉虱子比赛的胜利没有拿世界著名运动会的冠军更加刺激。再说也没有人和他比赛捉虱子了，于是，阿Q从村里找来一些家境贫寒的女孩子，让她们苦练别的村子里的女孩子不练的特技——举重，为村子争光。那些女孩子也不必做工上学，阿Q许诺，一旦冠军拿到，便一举脱贫。 阿Q非常热衷地标建筑，尽管阿Q对文化一窍不通，但是他要造歌剧院了。别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只要能烧钱，只要外国有的，他都要有，外国没有的，他也要有。设计一定要外国人的，也就是要“洋鬼子”的，否则怎么叫接“鬼”呢？这就是和国际接轨。 阿Q会把子女送到国外最好的学校去受教育。原来阿Q高喊打倒洋鬼子，但已时过境迁，因为他的子女按照他原来的标准衡量也成了假洋鬼子了。现在喊起“打倒”来心里发怵，但是“反对”还是要喊的，否则无以体现阿Q的优越感，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什么都可以丢，但是“精神胜利法”不能丢，这是立身之本，决不能丢，阿Q发誓道。 阿Q还让子女学会弹钢琴了，摇头摆尾一定要夸张，超过哈巴狗，这才讨人喜欢。到美国人家里做客要弹一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打了你美国人一巴掌，你们都不知道，还给我儿子鼓掌呢。“儿子打老子，儿子打老子，哈……”，不对！觉得不对劲，阿Q管不了这么多逻辑，反正，阿Q觉得扬眉吐气了。过去他就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话骂人解气的，真解恨，阿Q心里灿烂得很。有Q父，便有Q子，阿Q更自豪了。 阿Q开始学英语了，当年骂别人是“假洋鬼子”那是因为自己当不上，现在要与时俱进，要证明自己是可以当得上的，不仅如此，自己还要当“反洋鬼子”和“真洋鬼子”。英语要学以致用，经常在日常会话中就“点缀”了阿Q的学习成果：“哈罗”、“三开油”、“肥瑞古德”、“葛瑞特”、“古德奶”等等不绝于耳，宣告着阿Q走向世界的步伐。 阿Q的子女婚嫁的排场，必须拔国内的头份，甚至要超过国外，这就叫“和国际接轨”。不仅要接轨，而且要超越，这就叫“弘扬国威”。阿Q子女的婚礼甚至要超过国外总统的葬礼，和国外总统的婚礼就不比了，人家的婚礼都是在没当总统以前完成的，就是真的当了总统后再结婚的也气派不大，法国那个萨科齐不也就是媒体帮他闹得沸沸扬扬，其实他的婚礼简单了去了。 阿Q自己当了官，那么就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家人当官，这就是“清廉”。但是他会让“吴妈”当一个开发公司老总，让“二奶、三奶、四奶……N奶”们身居另外开发公司的要位，而且把最重要和最有油水的工程都发给她们。“发展是硬道理”，阿Q振振有词，当然要让最信任的人承担这些“硬道理”的实现。“两袖清风”之间，就把家人和亲爱者照顾得“盆满钵满”了。 后来阿Q功成名就，但又东窗事发。有的阿Q得了前者，立志再接再厉；有的阿Q不幸得了后者，图谋东山再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前可悲但尚可爱的阿Q，已经今非昔比了。 诚然，鲁迅笔下的阿Q，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很大一群国人的一个代表。一个人在社会底层被扭曲的人格，在他爬到社会的顶层时并不会改变。就如同放在地下室的盆景并不会由于放在了顶楼就会改变侏儒的性质。 看一个人是否正直，不是看他在逆境中如何忍辱负重，而是看他有朝一日得势后如何对待逆境中的其他人。一个民族是否成熟，也是这个标准。一个没有个人尊严的民族是不会有民族尊严的。一个没有人格的国家，也是不会有国格的。一个缺少尊严的个人只会追求面子，一个民族也如此。 尊严是基于原则的流露，而面子是基于实惠的表现。不难理解，原则和尊严培育了公民和勇士，而实惠和面子只会制造子民的懦夫。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最爱面子的人却同时总是最不要尊严的人。那些每日都光鲜排场、在公众场合道貌岸然、在人前满嘴道德情操、在讲台上慷慨陈词的人，就是那些在上级那里溜须拍马、在私下卑鄙无耻、在背后贪污腐化、在危险时刻抱头鼠窜的人。 记得1979年央视的春节晚会，那时还只是几位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的小型聚会，虽然形式简单但内涵丰富，格调也较高。30年过去了，瞩目的经济成就也带来了春节晚会的巨大变化。但是我怎么看都不觉得“春晚”在精神上有任何进步，反而江河日下。那流光溢彩的俗不可耐真的就是这个社会应该的价值取向吗？那灿烂辉煌的低级庸俗真的应该是国人的思想境界和欣赏水平吗？我想到了诗作《致橡树》，那清贫的高雅似乎和今天社会潮流及大众口味如此地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如此格调在春节晚会不见踪迹的原因？《致橡树》的作者又在哪里呢？ 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不是丢失了面子，和面子后面的实惠，而是遗弃了使得尊严得以成立的原则，从而，也遗弃了尊严。

今古如一的马马虎虎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经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对比中国和美国民族性格的不同。他的例子很有趣：如果要打通一条穿越大山的隧道，美国人会在精密测量和计算后从山的两边同时开凿，以保证准确地会师中间；中国人则不同，会看看差不多就从山的两边开始钻。林语堂调侃，中国人的办法更好，根本不必精密计算，如果到时候汇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好，我们把隧道打成了；如果错开了，那么更好，我们就有了两条隧道。 其实，美国的民族性格应该和欧洲一样，都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说到隧道，2500年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Samos）开凿的著名穿山隧道（Tunnelof Eupalinos）的壮举（图4－1，4－2），不仅仅显示了古希腊的先进工程技术，其精确计算和施工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而更加重要的是显示了古希腊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个隧道长达1,036米，其开凿和现代一样，是从山的两端同时进行的。由于山体的地质状况，在开凿过程中还不得不改道避开危险地带，但是，凭借古希腊人的工程技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后隧道在汇合时仅在水平方向偏离了0.6米，而在垂直方向没有偏离。在没有电子仪器的古代，只有靠精确的测量和计算才可以做到这点。凑巧的是，萨摩斯是毕达哥拉斯的故乡，而毕达哥拉斯正生活在隧道开凿的年代。虽然并无证据证明隧道本身和毕达哥拉斯有关系，但是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无疑在隧道开凿中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使得古希腊几何得以成立的精神。 图4－1，4－2，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开凿的穿山隧道。 林语堂先生未必关心过这条2500年前的隧道工程壮举，于是没有把古希腊人责怪成当今西方精益求精的鼻祖，否则他老人家肯定会说中国的办法比古希腊的好。调侃归调侃，但是国人确实有不求甚解，缺乏精益求精的倾向。这使得在中国，“可能”、“也许”、“差不多”、“基本上”、“马马虎虎”等词意含糊的用语特别多。 至今，这种马马虎虎的民族性格依然如故。我曾经和国内的外贸公司打过不少交道，对此深有体会。90年代中，有一次，我们要求中国某省级外贸公司提供一种拉链，指明是必须自锁的，也就是拉链不会在没有拉它的时候自己打开。由于这是裤子上的拉链，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再三强调下，该公司终于把拉链样品寄来了。但是，我们打开特快包裹后发现里面只有一根拉链，外加一张有其公司抬头的信纸，上面写着几个核桃大的汉字“全自动”，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很纳闷，这仅有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当时从北美打到中国的长途很贵，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打。我们猜，这“全自动”一定是一个好的特性，否则不会用核桃大的字赫然标出。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拉链似乎不能自锁。 最终，我们不得不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对方的回答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全自动是说，拉链是全自动的，也就是说，拉上以后它自己会自动掉下来。就这个意思。”“你会穿有这样拉链的裤子上街吗？”我当时没有别的可以和他解释。挂掉电话，气愤之余，也觉得实在是难得的笑料。不幸的是，这样的笑料还源源不断地涌来。 我们要求国内的工厂完全按照客户的原样打样，两个星期后样品倒是来了，一看，关键部分差距不小。于是问他们为什么把这么不同的东西当作回样寄来。那个负责制样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的经验是样品和标准有80%相似就可以寄出了。等到做大货的时候会一模一样的。” 我非常恼火，“马和驴的相似超过80%，按照你的说法，我要向你买马，你找到一头驴送来给我看，然后告诉我，尽管现在只有80%相似，但到时候都会是马的。如果你找一匹马都困难到不得不用驴来顶替，我怎么相信你到时候会找来一群马？” 我们公司的专利产品让中国的工厂加工，本来上面的所有参数都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工厂想方设法降低精度，导致了回样远远达不到标准。问他们为什么，是否没有能力。他们说是“可能你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觉得低一些也许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工厂把我们设计的液压装置中的O形圈保护部分去掉，说这是多此一举，即便没有也一样可以工作。他们根本就不想认真理解这个保护部分的意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了这保护部分，一开始确实无大碍，但是时间一长O形圈就完蛋了，从而导致无法密封，整个装置就因此完蛋了。国人喜欢糊弄，把今天糊弄过去了，明天产品坏了他就不管了。 “不求甚解”似乎无处不在，如果在国外和国内都待过而且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电视体育解说感受很深。西方的解说员，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解说都非常精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听他们的解说不仅可以增添看比赛的乐趣，了解不少背景资料，而且他们的幽默给人轻松和睿智的享受。 反观中国的体育解说，很大一部分实在不敢恭维，有的甚至是惨不忍听。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能力和意向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再者幽默感几近于零，更糟糕的是胡说八道。有几个糟糕得“出类拔萃”的，在一些大赛的解说中信口开河，那无知和愚蠢奔腾而下，令人顿生落荒而逃的念头。我非常不解，这样高规格电视台的专业体育解说员就如此不自爱？还是他们真的觉得不求甚解是可以的，而且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反而甚至为此感到自豪？ 不求甚解和糊弄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国人最喜欢的名言——“难得糊涂”。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令人确信，这马马虎虎和不求甚解并非为中国某些阶层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古到今，可谓根深蒂固。很难判定到底是国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华夏的传统，还是华夏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粗制滥造的各种产品 中国有不少乐器和西方的原理相同，但却简单得多。比如中国的笛子和西方的长笛的原理没有区别，但是中国的笛子就是一根竹管，钻几个洞，贴上一张薄膜，就算完事了。而西方的长笛却是用金属做的，孔和按键都要复杂得多。我第一次看到长笛，且困惑了半天：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是我最初的疑问，当时总觉得这西方人思维复杂，没事找事自找麻烦。中国的二胡也一样，弄一个竹筒，一张蛇皮往上一蒙，两根弦，就可以了。但是和它原理一样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就复杂得多。由于如此简约的设计理念，华夏就不可能有铜管乐器。西洋乐器中的法国号，其复杂程度不输一栋大楼的管道系统。民族乐器中的唢呐是唯一可以演奏一些高亢乐曲的乐器，但是其表现力远远不及各种设计复杂的西洋铜管乐器。无法想象，如果仅有唢呐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军乐将是一种什么风格。 也许这些是休闲娱乐产品，没有太费心设计？但是，华夏的劳动工具也没有复杂的设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但是在西方的工具引进以前，使用的工具都是极其简单的。我在改革开放前的太行山见过最复杂的工具大概就是一个播种谷子的娄子。其结构和使用是这样的：里面装上了谷种，前面或者是驴拉，或者牛拉，娄子的下面三条管子的端头插入地下，随着操作者手的抖动，谷种顺管子播入地里。由于此装置全靠手的抖动来决定进入管子的谷种的多少，实际上很难控制谷种的播入量，导致等到苗出来后就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把过多的谷苗除掉，以免谷苗太多了都长不好。这个活叫“间苗”，人必须蹲在地上，用很小的锄头精心刨掉那些过多的谷苗。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就只好跪着干。这是一种不苦重，但是很受罪的活，我当时蹲着跪着看着无穷的需要间苗的田垅，那种绝望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宁可挑大粪也不愿意间苗。 国内的厂房装修要吊顶，在西方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工人把一个很小的激光水平装置放在天花板要求的高度，然后让它发出旋转的光束，每2秒钟回转一次，工人不断按照光束调整吊顶用的钢丝，很快就使得所有的网格高度都调到和光束指示的一致。然后，把天花板材料往网格上一放就行了。但是，在中国，工人要凭借经验和眼睛来调整吊顶钢丝的长短，但又不认真量钢丝的长度。其结果就可想而知，既事倍功半又高低不平。 甚至在生命攸关的行医领域，情况也一样，甚至更糟糕。西医的检测工具极其复杂，而且其复杂程度可谓与时俱进。而中医的检测工具极其简单，甚至没有工具，数千年来毫无进展。号脉也许是中医最复杂的检测手段了，而这是没有工具或者仪器的。 我们似乎有了这样的结论：华夏奉行的是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操作；西方相信的是复杂的工具、简单的操作。由于华夏的工具简单，所以为了让它达到应有的效果，就不得不通过操作者的努力和技巧来弥补工具本身的不足。显然，赤手空拳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替代工具的。西方发明工具的理念是把人解放出来，而中国制造工具的目的似乎是把人投入进去。 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工具的进步。甚至人类文明史的不同阶段可以用当时使用的工具来区分，比如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国人并非不聪明，但为什么对工具的改良不感兴趣且不下功夫，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和国人的不求甚解大概有很大的关系。 华夏的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简单的特点。我记得第一次参观故宫，感觉很遗憾和失落，在电视和电影上看似很雄伟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些宽敞高大一些的四合院建筑。大殿的外表华丽，但是内部简单空荡，并没有很好的使用功能。由于没有足够的力学知识，只能靠大量的材料来增加坚固程度，设计的不合理和材料的浪费比比皆是。欧洲建筑在力学上要合理得多，在力学上，三角桁架和拱的应用使得建筑坚固而美观，在形式上，即便在文艺复兴前也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演进。但是华夏却几乎一成不变，所谓“秦砖汉瓦”，直到今天。而在古希腊的精神复兴后，西方的建筑突飞猛进，更加不是华夏建筑可以比拟的了。 这些理念和习惯自然体现在了中国民生设施的简陋。不知这是老百姓不求甚解的结果还是统治者忽视民生的必然，但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华夏的厕所最具代表性，对来访华夏的西方人，最具深刻体会的往往不是优美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古迹，而是正宗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厕所。一旦如厕，终身难忘！蔑视私密、缺乏尊重和马马虎虎在厕所建筑中显而易见。各种各样的厕所都属于国人自己司空见惯而让西方人大惊失色之类。西方人绝对不能容忍在一条壕沟上前后一排或者左右一溜蹲着。但还有更加出类拔萃的，比如我所知道的太行山上农村的厕所。 那个厕所其实就是一个走风漏气的半人高的围墙遮挡的一个大井，只是比普通的水井要浅得多和大得多。口径大概有1.5米，深度不过两米。上面搭上两块石板，厕所就落成了。通常厕所里的水面距离条石有1米到1.3米。如厕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小便问题不大，但是大便问题不小。当时没有什么肉食，吃的都是杂粮蔬菜，纤维特别多，大便就是一条，直到最后才断掉。此时如同炸弹脱离飞机，很是壮观。但是壮观之后就不好了，井下的屎尿汤由于“炸弹”的作用溅起冲上来正好达到释放“炸弹”的地方。这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厕所就会感到屁股发凉。后来在和老乡及同学切磋后终于学习到一项技术，从而保证了反冲的水柱不垂直向上。其关键就是在“炸弹”脱离“飞机”的瞬间，“飞机”要有一个向前的运动，这样“炸弹”就不会垂直落下，于是由其导致的水柱也就不会垂直向上，于是“飞机”就安全了。 今天在很多农村，情况仍然如此。我回去过几次那个令我无法忘怀的太行山小村子，生活比原先好了不少，但是那些厕所，依然如故。我不相信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就真的连一个厕所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能想象数千年前还有比这更差的“五谷轮回之处”。然而数千年来，国人就没有在这些方面做过任何努力。我相信这样的厕所不仅仅造成如厕的不便，也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传染病。尽管我给这个山村捐建了自来水系统，当我看到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的时候，感到自己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同时也觉得愧疚，因为对于这厕所，我也觉得无能为力。 这对待厕所的态度也直接导致了国人对待下水道的态度。中国现代城市的下水道也是很不堪的，以至于一场豪雨就让所有的和谐盛世颜面尽失。对比数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建造的下水道系统，华夏今天只有惭愧。中国的最好的下水道系统在青岛，那是德国人当年在那里建造的。 数千年来对厕所的态度，说明了中华民族对于进步不感兴趣，对于问题不求甚解，把追求“完美”看成是吃饱了撑着。国人高举“民以食为天”的大旗，以糊口果腹为最高纲领，解决了嘴巴的进口问题，却连如厕的出口问题都懒得思考。可想而知，我们怎么可能对于古希腊人所关心的那些看来和生活毫不相干，对国人来说纯粹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殚精竭虑呢？一代又一代，国人坚守了自己的传统，只肯做立竿见影的事情。

止步不前的华夏艺术 在艺术上，华夏的不求甚解也同样显而易见，在绘画、雕塑、文学上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所揭示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华夏的“不求甚解”。 绘画和雕塑上的巨大差异可以理解为对于真实的追求。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长相完全可以从古希腊的雕塑中得到精确的解答，只要有他们的雕塑留存下来，就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的逼真程度难以置信。但是对于中国的著名人物，我们现在完全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华夏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不屑于忠实地体现真实，而是所谓写意。写意真正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漫画——不求真实、不近现实。即便是如雷贯耳的中国四大美人，后人都无法欣赏她们当时的美丽，我们无法知道她们的容颜在今天会真的动人心弦，还是会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经常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看到这样对人物的描写：面如朗月、口若金盆、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当我看到秦始皇陪葬的人物塑像时，实在为其粗糙而叹惜。当然本来也许我们也是可以喝彩的，但是古希腊的雕塑实在是太出色了，与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甚至可以叹为“云泥之别”。所以我建议那些特别崇拜兵马俑雕塑的人千万不要参观古希腊的雕塑，因为那将让你心中对兵马俑及同类的崇拜心情荡然无存。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陈列的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细致入微，栩栩如生，逼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雕塑令人无可置疑地相信他们当时的容貌就是这个样子。我考察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过一个关于古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公元76－138）的展览。其中有许多哈德良的雕塑，出于不同年代和不同作者，而这些不同的哈德良雕像的细节都很接近，这足以说明哈德良的雕塑真实地刻画了他的容貌。有趣的是，哈德良的塑像在耳垂上都有一条沟，这是不同于普通人耳垂的一个特征，显而易见，雕塑试图忠实地再现哈德良的面貌的所有细节，试图和人物本身不差分毫。而正是这个特征，使得近代研究者通过现代医学得知，哈德良当时的心脏不好，因为他耳垂上那条对角线的沟，就是心脏缺陷的症状。古罗马人并不知道这耳垂上的沟意味着什么，但是由于古罗马雕塑的真实记录，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知道哈德良英年早逝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古罗马在雕塑上完全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也许有人认为写实与写意只是艺术的不同表达形式，雨果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我并不完全赞同雨果的说法，但是华夏艺术的不屑求真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不由得想起了武侠小说这种极受国人欢迎的文学类型。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武侠小说和对武侠小说的普遍爱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读者性格。此种小说形式在西方很难找到类似的，这样的读者群在西方也难以想象。西方也有类似《哈里波特》和《指环王》那样的小说，但是读者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作者从不试图让读者相信书中所描写的是真实的，而读者也不会走火入魔认为所描写的可以成为现实。 但是武侠小说则不然，或者说武侠小说的读者则不同，他们会很大程度上相信小说中描述的东西，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我也曾相信过武侠小说中的“功夫”。在农村的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如何练就飞檐走壁的“轻功”。方法很简单，找一个笸箩，先把里面装满了砖头，然后站在笸箩的边框上走。这一开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然后每天减少一块砖头，这样勤学苦练，最后把笸箩里的砖头全拿掉后也可以沿着空笸箩的边框走而笸箩不会翻倒。于是轻功就练成了！我没有练成，当然不可能练成。只有在牛顿定律不成立的地方才有可能练成这样的“轻功”，而我居然曾经如此愚蠢地相信了这个荒唐。 我一直试图理解国人对于显而易见脱离实际生活的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超凡能力和美丽奇遇显然是此类小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飞檐走壁的本事，高深莫测的武功，秘不传人的剑术，由此唤起的亢奋和激越显然可以弥补一些由于体能不足而自卑者的满足，也可以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尊严失去了基本权利的人产生美好和虚幻的憧憬。英俊、正义、复仇、暴力、美人、爱情、超脱、出神入化、上天入地……既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不可企及的渴望，又可以不必直面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懦夫，只要打开小说就可以进入英雄的境界，在那里扬眉亮剑、俯视群雄、笑傲江湖、英雄救美、无所不能，开卷就可以把奴才变成主子，把碌碌庸才变成旷世英雄，这可能是武侠小说在华夏盛行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四大名著实际上也脱离不了武侠小说的精神规矩。

大话神吹的中医理论 谈到中国文化的不求甚解，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医。中医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证明中医不科学。之所以说其不科学，并不仅仅由于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更是由于其对证据的态度。 当新的证据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时，是质疑理论、追根刨底，还是视而不见、牵强附会？这就是判定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依据。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谬误，而接受质疑，按照新的证据修正理论，就是科学的态度。反之，就是不科学的。而中医，正是在这点上，拒绝求真，接受造假，固步自封，因此是不科学的。 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体验者。我曾经在大学里闹过胃病，但找不到原因，西医照胃镜也仅仅可以看到一些不严重的胆汁反流，结论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按照当时西医的理论，慢性胃炎的成因很不清楚，但一定不是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理由是胃酸非常强，任何细菌都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所以对于慢性胃炎，当时西医只能用一些物理性的药物，使得胃壁少受胃酸的侵蚀而已。 当时很多人说西医对于这样的慢性胃炎没有办法，但中医有办法。于是我就去找中医。中医的理论就是很玄乎了，中药开了一些，说是调节肠胃的。反正吃了，没有坏，也没有好。 后来出国了，有一次胃病发作得厉害，终于挺不住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很可能是幽门螺杆菌的问题。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病症已经可以治疗了。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些药，大部分是抗生素。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不是说胃病不是细菌造成的吗？开抗生素有用吗？他说：那是过去的理论了，现在已经知道胃里也可以有细菌生存，而幽门螺杆菌是最容易导致问题的。 我回去吃了一个疗程的药，同时也找了资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终于了解到，这是两个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的，他们不仅发现了幽门螺杆菌的存在，还找到了治疗的办法。这两个科学家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他们完成这个重大发现的感人过程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好解释。 他们在治疗胃病病人和胃溃疡病人的时候，总是发现他们在幽门附近存在一种特殊的细菌，亦即后来被命名的“幽门螺杆菌”。他们把发现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时候，受到了医学界很大质疑。对于胃病和胃溃疡，当时已经形成了非常肯定的说法，也就是，胃病不是由细菌导致的，胃的环境不可能容许细菌的生存，而胃溃疡通常是由情绪导致的，和细菌没有关系。 面对同行的质疑，这两位科学家没有气馁，继续研究。由于他们的理论得不到认可，也就没有经费，也没有研究对象。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为了研究，居然让自己作为了实验对象。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没有胃病。于是，他们把自己培养的幽门螺杆菌喝下去，从而导致胃炎和溃疡。这些症状正是那些病人的临床表现。然后，他们用几种混合的口服抗生素治疗，结果得到了痊愈。 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示给了世人，整个医学理论为之改写，西医终于认识到，胃病和溃疡很多是由于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这样一来，很多过去无法治愈的相关疾病被治愈了。而我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的体验者。我的胃病，也就这样治愈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说明了西医并不完美，其理论和实践本身也在进步之中。但西医承认自己不完美，而且执意要改善不完美之处，在这样的态度下，当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理论就会面临质疑和修正，从而进步。但是中医就不一样了，它的理论似是而非，崇尚承袭不容批判，又不深究机制，连像样的统计都没有，有时甚至靠造假来维持颜面。 当艾滋病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手忙脚乱，这时的西医，坦承目前自己没有办法，不仅没有办法，而且连这疾病的机理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诚实的态度。与此相反，这时却有不少中医机构声称艾滋病的机理可以用中医理论来解释，无非又是阴阳五行之类，而且很快中医界就有不少人声称中医可以治疗艾滋病，而且治疗艾滋病的中药也“隆重推出，闪亮登场”。但是，很快就被证明都是假的。 与此同时，诚实态度和科学精神却使西医取得了进展。首先，艾滋病的机理被揭示了：原来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病毒专门侵蚀免疫细胞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造成的一系列病症。接着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也被揭示，使得至少已经可以防止艾滋病的迅速传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现在已经研制成功的西药可以做到抑制艾滋病病毒，使得患者体内的病毒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低到无法被检测。 反观中医，在最初的牛皮之后，便再无建树。不试图理解机理，就不可能有对策，任何所谓的措施实际上都是碰运气。而西医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其态度还很诚实和谦虚，坦承尽管多种西药的联合作用（鸡尾酒疗法）可以使得艾滋病病毒降低到无法检测的程度，但这仍然不是彻底治愈，彻底实现治愈艾滋病还有待时日。可喜的是，2012年已经有病例证明可以用骨髓疗法彻底治愈艾滋病，亦即彻底消灭HIV病毒。即便此时，西医依旧让人们对此十分谨慎，告诫人们这种治疗方式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采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精神，和中医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虚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医在一些问题上还采取了不诚实的做法，比如所谓的“辩证施治”，实际上中医本来的说法是“辨症施治”，意思是找对了病因来对症下药。但是中医很喜欢把这几个字改成听起来很哲学的“辩证施治”。改动了两个字，意思就完全不同，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医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于是，更加有人吹嘘，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是“全面考虑”、“辩证施治”。这是不折不扣的作假。西医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说法是对于西医的污蔑。 中医理论的荒谬还在于借助传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这样一个流传很久很广的故事，并且由当前的一位著名中医专家引用来证明中医的先进： 扁鹊看到两个人，说：啊呀，你们两个人是否都不开心啊？那两个人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扁鹊说，你们两个人的心和身体不配，要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心互相换一下，你们就都会很开心了。于是就给他们做了换心手术。手术后，两个人居然各自回到了对方的家里。而且，两个人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于是这位中医专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心脏移植在华夏早就有了，扁鹊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了；其次，这样心一换，整个性格甚至记忆都换了，所以才有各自走到别人家里的情况。 中医的神话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科学精神而导致的不求甚解，其次可能是缺医少药却对痊愈渴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录了不少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偏方，膝头垢、指甲、寡妇床头灰、月经血……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入药，还一本正经地记录了用男阴毛来治疗蛇咬，人中黄（人粪）治呕血，用猪屎烧灰来治疗小儿夜啼等等。我在太行山的那个小村子里也有村民用渗透着脚汗泥巴的鞋底熬煮成汤来作小产后调养。 那天我到一位村民（他还是小队长）家里出粪，也就是把院子里的家畜粪清理出来作肥料。院子里弥漫的远超粪便的恶臭令我追溯其原因，原来是为了小队长的老婆小产早些康复而熬制的“药”：药罐里沸腾的是她老公的“老山鞋”，那数年浸透了脚汗和泥巴且从来不洗的千层百纳的布鞋。药罐蒸发出来的恶臭诠释着贫穷和不求甚解。我当时饥寒交迫，但对此记忆犹新，直到今天腰缠万贯，我都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贫穷造就了不求甚解，还是不求甚解导致了贫穷。 我理解生活的困苦和艰辛，因为我亲历了这一切。人在困境中，任何微弱的希望都可以导致行动。我们无法责怪在缺医少药中寻求解脱的民众的不理智，他们没有选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也有那么多肮脏的药吗？也不能责怪李时珍，他毕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并无造假的嫌疑。如果说他们的不求甚解还可以解释为时代的局限，那么他们后来者的作为就难以原谅。面对几近于巫术的药方，国人长期盲目抄袭，从不追问究竟，才使得这样的错误世世代代继承了下来。比错误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导致这种错误的不求甚解以及对这不求甚解沾沾自喜的民族性格。 和中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医学，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开始，医学就已经开始向理智和机理迈进了。医学不再是巫术，而是基于可以被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对于疾病的处理方式。医学当时仍然被希波克拉底称作艺术，但是其实质已经走向了科学。尽管那时的医学水平还非常有限，但那时的古希腊医学已经脱离了迷信，而把疾病看作是可以认识和治愈的人体现象，并且把理解病因作为研究的对象。 由于“不求甚解”，导致国人特别相信补药，国内各种“功效神奇”的补药五花八门，吹得天花乱坠，买的人络绎不绝。中国的补药行业独步天下，在西方绝难见到。西方人不相信补药，即便是“西洋参”，西洋人也是不吃的，都运到了中国，或者由海外的华人消费。如果向西洋人询问西洋参，保证99%不知道西洋参是什么东西。 世界上所有人都相信植物动物可以入药，但是对于某些植物和动物的滋补作用不知机理却深信不疑的，非国人莫属。除了西洋参，国人还相信燕窝、鱼翅、虫草，把这些东西放上餐桌是国人一大理想，但是这些东西在西方不是食品，西餐馆不经营这样的食物。更有甚者，国人还特别相信某些动物的生殖器，据说吃了可以壮阳。我在中国曾碰到有人找上门来推销虎鞭（老虎阴茎），那人拿出了一根晒干了的东西告诉我这就是虎鞭，然后解释一顿其深远意义、不凡来历和重大作用。我怀疑怎么这样的人还没有被拘捕：如果那虎鞭是真的话，他应该由于猎杀稀有动物而被拘捕；如果那是假的话，就应该以卖假药的罪名被拘捕。 我无意贬低中医，中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到现在，也确实非常不容易，但这并不能掩饰中医的问题。西医追根刨底、直面质疑、欢迎批判，因此是科学的和理性的；而中医不求甚解，回避问题，拒绝批判，因此是不科学和非理性的。 现在西医已经进入到了更加深入的机理，从解剖到基因到分子化学，西医一直在寻求更深的机理和修正自己的理论。西医直言不讳自己并不完善，但是对于完善孜孜以求。相比之下，中医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停滞不前后，至今仍然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不需任何改进，这是非常荒谬的。

精益求精——文明的动力 求真求实的精神，在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众多值得人类庆典的事例中，开普勒应该是不陌生的。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前，他对于几大行星的运行轨迹和半径已经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相信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正圆的，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几个正多边体的内切圆或者是外接圆。他的理论和当时的数据吻合得很好，于是，他深信上帝就是以这样的规律创造了宇宙。他独树一帜的理论也得到了当时学术权威的很高评价。 但是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后，发现他所提出的理论行星运动轨迹和第谷的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误差。其实这误差并不大，开普勒完全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理论。但是开普勒没有这样做，而是认为，第谷是一个非常出色和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数据，是无懈可击的，自己的理论值和第谷的观测值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应该是观测误差，而是理论模型造成的误差。 开普勒毅然忍痛割爱，放弃自己的理论，重新按照第谷的数据构思行星的运动轨迹。正是他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态度，使得他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在力学和天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亦即，1) 行星按照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两个焦点中的一个；2) 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单位时间所扫过的面积相等；3) 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其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开普勒也因此被誉为“天空立法者”。这些定律直接为后来的牛顿力学殿堂奠定了基石。牛顿那句名言“我之所以可以看得更远，是由于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牛顿的真心表述，其中所说的巨人，无疑包括开普勒。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哥白尼、伽利略到开普勒，人类逐渐完善了对于太阳系的认识。为了这些和尘世中的芸芸众生似乎毫不相干的理论和实践，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的代价。为了毫无功利可言的真理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这对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国人少有为和自己眼前利益并无关系的事情如此认真，因此既不会为了寻求天上的天体运行的规律而刨根究底，也少有为了实现地上的制度法律的合理而殚精竭虑。 谈到日心说和太阳系，我们不得不重提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公元前310-230），因为他比哥白尼早了几乎2000年提出了日心说，他是如此难以想象地超越了时代。阿里斯塔克当时面临的质疑是，如果地球绕太阳运动，那么为什么看不到天空星座在一年中不同季节的位置变化，即周年视差。阿里斯塔克的解释是，恒星距离我们太遥远，因此视差很小，我们观测不到。2000年后的哥白尼在提出日心说后受到的质疑也是相同的，而且哥白尼对于质疑的回应也相同。阿里斯塔克是幸运的，他生于开明的古希腊时代，他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惩罚，他无需像哥白尼那样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他更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受到极刑惩罚。 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和其他同时代的英雄们，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让后世人们永远景仰的时代——文艺复兴。阿里斯塔克也成为了古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天文学的一座独特的桥梁，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伟大时代联系起来。阿里斯塔克更像在天文学领域注释了文艺复兴的含义和目的——古希腊。 阿里斯塔克和哥白尼所预言的恒星周年视差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天文学家们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终于在哥白尼去世300年后被观测到。人类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与之相伴的工具改良（望远镜的改良）使得这个几乎小得不能再小的视差终于被发现了。距离我们最近（4.2光年）的半人马座比邻星的周年视差仅仅是0.76角秒，这相当于在10公里外看一枚分币，这样微小的差异确实是很难被观测到的，怪不得天文学家艰苦卓绝数百年才得以发现。日心说这时才真正得到实验证明。没有求真求实和精益求精的理念，决不可能有此成就。 人类文明的伟大还不仅仅来自于这样的成就，更是由于这种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正是古希腊传统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也就是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才使得这样的追求成为可能。这就是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会涌现出这么多的伟大科学家和伟大成就的原因。

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作者 造假三部曲——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造假，并非某一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造假的现象，比如谎报收入从而少纳税，多报利润以美化自己的经营业绩，甚至制造假的货币、假的信用卡，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在西方这么多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造假，和中国的造假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国社会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绝后，那么也是登峰造极了。我不知道这问题是起自近代，还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造假的动机和原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如下应该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饰面子，追求虚荣，从而胡编乱造，夸大政绩，无中生有； 一本万利，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指鹿为马，滥用权力，迫使下级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逢迎拍马，出于利益，迎合权势，迫于权势，为个人的生存或者发达阿谀奉承。 但是，仅仅是这些动机和原因还不能使得造假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条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会对造假缺乏惩罚，从而使得造假实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 道德的沦丧——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道德准则，认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从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会时尚，心理障碍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习惯的养成——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不予谴责，造假自会生根发芽，通行无阻，最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从语言，到思维，到行动，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带来的好处和求真带来的害处，这两者给所有的国人以诱惑和胁迫，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谁是由于说真话而把官位坐稳的？绝无仅有，凤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说假话办假事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于说真话而断送仕途，甚至丢掉性命的？不胜枚举！有多少是由于说假话而受到严惩的？少而又少！这样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诉普通的国人一个放之华夏而皆准的道理——说真话，没有好处，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家破人亡；说假话，才有好处，才能升官发财，还可能鸡犬升天。 中国历史上的敢于直言的高官，也许有那么几个，但就是这些凤毛麟角的仁人志士，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轻者发配边锤荒野，重者落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也只能在“江湖之远”担忧“庙堂之高”。我想起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如其人，于谦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却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其遭遇令人感慨。在华夏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如同绝唱，已经永远逝去，他们的余音也早已淹没于世间蝇营狗苟的纷繁嘈杂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造假在华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动机越来越广泛，参与者越来越普及：小到蝇头小利，大到社会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贩，高到达官显贵，都可以成为造假者。 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道德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甚至食品和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在西方是极其罕见的，至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在西方，有骗子，有强盗，甚至有杀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谋利的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剂制造的假食品谋利。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在不断的人为折腾中、压力下，有谁不说假话可以过关？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说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说不误。甚至说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说假话的“真情”，着实可以感动那些不明白这些造假风气和习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体会有一点点是真的吗？绝无仅有。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不也如此吗？于是说假话蔚然成风。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造假绝不始于近代，绝非今天才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诱人民说假话，官员办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民众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