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DNA - 在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作为理工科的博士，一个成功的商人，林炎平却对古希腊文明有着浓厚兴趣和独到思考，他把古希腊文明的特征概括为四大公理——批判精神、竞争意识、思辨意识和人本主义精神，两大定理——科学和民主，一大原则——公民。讲座的内容主要来自他的著作《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奥林匹克的启示——回眸中西文明》和7月5日他在英国科学院会议上的演讲《自由——中西冲突背后的理由》（《Freedom – The Reason behi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现整理如下： 四大公理·两大定理·一大原则 批判精神。“批判”是容易的，而具备“批判精神”就绝不容易。“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对批判的宽容和坦然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批判本身。“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为批判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在东方，批判被认为是犯上作乱，“家丑不可外扬”更是一条铁的纪律。在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非常尖锐。他的“恶毒攻击”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而且他还是全希腊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竞争精神。公平竞争被引入中国的时候，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与之对应的汉语，于是有个这个一个拗口的音译——“费厄泼赖”(FairPlay,国人因鲁迅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熟悉)。真正的竞争以胜利为目标，以公平为途径，以参与为宗旨，以尊重为基石。因此，真正的竞争允许失败，并且给予失败者以倾情鼓励和高度评价。对照之下，现在正热闹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上羽毛球队的消极比赛现象，以及用纳税人的钱举国训练的奥运体制，完全违背了古希腊奥运匹克运动的竞争精神。 思辨精神。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理性至上，不以宗教或任何超自然因素为解释现象的理由，蔑视权威；注重逻辑，寻求现象的本源和它们的内在关系，而不满足于归纳和猜测；抽象概括，正视和理论相悖的现象，欢迎挑战和悖论，永远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超越尘世，蔑视功利，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思辨精神在古希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是思辨的典范之一，在那个时代就预言我们的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不仅仅是其本身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其体现的思维理念；芝诺悖论睿智和诡异，数千年来都在颠覆着我们对于常识的信任。所有古希腊哲学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科学家，他们的思想闪烁着思辨精神的光辉。但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却没有一个是科学家。在华夏的思想鼎盛时期，辨有余，思不足。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不少，真正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却几乎没有。更遗憾的是，后来，辨和思都被迫寿终正寝。但是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腊哲学和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高瞻远瞩。欧几里得的几何不仅在今天我们的课堂里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教授，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认识世界的科学体系。这体系历经数千年，依旧巍然屹立。 人本主义精神。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以人为社会价值的起点和重点，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和人本主义对立的是“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中国也有“以民为本”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口号，实质是官本主义。古希腊也有神，但对于神的描述与人几无差异，对于神的尊重并没有妨碍对人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理性。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不能主宰人的命运，反而和人一样受到命运的捉弄。古希腊的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修昔底德“人第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豪迈宣言，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关心人的命运，看重人的感受，为了人的福祉，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了古希腊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民主和科学。从批判精神、竞争意识、思辨意识、人本主义精神出发，古希腊人导出了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公正的两大定理——科学和民主。历史证明西方大工业时代并没有导致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越演越烈，而且逐渐缓解和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因为科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让社会不可能再有绝对贫困；有了民主，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时，规则利于大多数，所以相对贫困也越来越小。 公民。什么是公民？除了他人格上的完整，亦即“自由、平等、博爱”之外，他需要履行公民的职责和具有公民的权利。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古希腊把公民远远置于政府之上，政府由公民所决定，为公民而存在，由公民所拥有。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而中国从来没有公民概念。有的是被称为“暴民”“顺民”“良民”“刁民”的奴才。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伯里克利的演说穿越2500年而不褪色。1644年约翰·弥尔顿对英国议会作了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讲，他的演讲稿的扉页引文源自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恳求的妇女》：“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众面前可以自由地演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篇演讲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哲学文献之一。但在中国，无论吃饱了还是饥饿中都不能谈自由，严复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对照古希腊的战争浮雕和秦兵马佣，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战争目的之不同，前者是为了自由，后者是为了皇权。 民主根基是人本主义精神。民主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民主也不是找救世主来拯救。对照中国的大禹和古希腊的奥德修斯可以发现，大禹三顾家门而不入，奥德修斯历经20年艰辛就是为了回家。中国的英雄总是被打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缺乏人性，为了集体可以牺牲甚至丧失自我的形象。《雅典学院》刻画了众多生动活泼的人的形象，而在《清明上河图》中，人物只能当做数字来统计，是个符号。蒙娜丽莎的微笑之所以动人，在于她不同于之前的宗教画，“没有教廷，我们也可以笑得如此自信。”古希腊的圆形剧场观众在上的布置和中国戏台的完全不同，剧目中有正剧、悲剧和喜剧，但是没有“颂剧”“怨剧”和“闹剧”。 最后，林炎平也谈到古希腊在对待奴隶和妇女方面的一些不足，并解答了听众在文明的衰落、核心价值、媒体和资本等方面的问题。林炎平的讲座，以理性思辨为基础，加以丰富的海外游历，和插队生涯的感人故事，让听众收获良多。

一、基本观点介绍 林炎平：宪政和公民VS明君和良民 1、政府的选择 始自青铜时代，人类文明就面临着一种选择：到底是“宪政和公民”，还是“明君和臣民”？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由和权利的阐述是现代国家立国的根基。而这种理念早在公元前431年希腊伯里克利的讲演就已经被提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他在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自由。 2、中华民族的文化缺陷 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得到重视，不仅如此还刻意被回避。严复有言：“自由为历代圣贤所恐惧，从来没有成为教导国人的理念。”至于平等，严复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爱”有很多，有“仁爱”、“关爱”、“热爱”、“溺爱”“宠爱”……但真正的“博爱”概念在中国这些“爱”里并不存在。 中华民族由于自由和平等基因的缺失导致我们的宪政制度无从建立，也导致我们公民人格的缺失。唯见臣民，而无公民。 3、人类社会的划分 人类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神本主义社会、官本主义社会、人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的特点在于：神本主义社会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人治”或“以德治国”即源于此。人本主义社会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宪政即源于此。 4、宪政的特质 宪政必须满足三个特质： 1、人。宪政必须以人为价值核心； 2、自由和平等。宪政必须以自由为幸福的标准，并且以平等来保障他人的自由。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从无为自由而战，只是用一种压迫来替代另一种压迫； 3、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个个人的权利为本。以民为本只存在于官本主义社会，这不过是一种欺骗性的道德说教，其实质是不平等的官民对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做着“明君—清官—武侠”梦。 官本主义社会的结局必定是这样：技术越发达，统治越野蛮；社会越富有，人格越低下；疆域越广袤，人民越受限；国家越强大，个人越弱小。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人格和社会缺陷。罗素如是概括中国人的缺陷：冷漠、怯懦、贪婪。 5、自由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 一个奴才的产生必是经过长期训练，北朝鲜和我国文革就是最近的例子，我们并没有远离那个时代。在古希腊，自由是永恒的主题。而中国战争频繁，却没有一次战争是为了自由。以中国神话尧、舜为例，我们渴望被贤君主宰，最大的理想是丰衣足食。我们一代一代只是“以食为天”，这和“猪”这种动物的理想又有什么区别？ 6、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图腾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秘密，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在对待代表恶的“龙”这种凶兽时，我们的民族饰之以祥云，这意味着粉饰与乞怜。古希腊的艺术中，表现的却是战士与龙战斗的画面。艺术也是一个时代的秘密。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以蒙娜丽莎为例，其中彰显的就是人的价值，以人为本。反观同为我国艺术瑰宝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只见人们，而个人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 杜钢建：儒家仁学宪政主义 1、儒家宪政：贤人政治 对宪政的考察应该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宪政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古代圣贤的治国理政思想为世界治理思想贡献了更丰富的资源。 国家的不同治理时期有不同的政体结构形式。亚里士多德将国家形式分为三种：君主制，共和制与贵族制（贤人制）。此外还有相应的三类蜕变的政体是：僭主制，平民制，寡头制。 在古代，各国普遍采用君主制。而儒家政治的逻辑结构在于，由于社会的分工，国家运行不可能由全体人民决策，社会管理职能最终只能由少数人负责。至于民主制所倡之全民治理，在现代几乎不可能，至多是贤人政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 儒家宪政的理念就在于，既然社会无法摆脱少数人治理大多数人的逻辑结构，必须妥善安排治理结构，解决治理人员的选拔和晋升问题。同时，国家权力的运行从上至下，应当如何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 2、宪法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存在 我将古代圣贤的治理思想概括为儒家宪政，但这并非是孔子以来才有的，而是古代中国一直的追求，儒家宪政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在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就讨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如何治理的问题。相对于《黄帝内经》，我称其为“黄帝外经”，探讨了人类政治社会、共同体如何进行管理。这个渊源一直延续下来。周灭商，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根本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这部宪纲对中国后世尤其是三省六部制的开创影响甚大，更是古代朝鲜立国的根基。 中国第一部宪典是《周礼》（又称《周官》），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其理念是：“天佑我民”、“因民生君”，体现了民本思想。所谓“保民”，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春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宪法就是管仲为齐国制定的宪法，其基本理念就是要求政府各级官员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之后成文宪法在中国一直延续，比如明朝洪武年间的《宪纲》三十四条。但是，这段历史已经被当今的学界遗忘。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并非是美国宪法，在东方世界的典型代表就是日本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主要内容基本拷贝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也包括管仲的宪法。 儒家宪政的历史表明，宪政是中华文明一贯的理想追求。儒家宪政也为华夏治理贡献了不可或缺的思想，保障了政权的稳定性。对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部落的考察，显示民主制度并非是美国唯一的治理形式。印第安部落有着自己的统治系统，包括立法、司法系统，依然维持着良好的统治秩序。如果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今人想象的那般没有约束，也没有民众的支持，华夏统治秩序根本就不可能达几百年、几千年之久。 一个国家必有宪法，必有不可触犯的原则，必须满足国民的尊严和基本要求。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显示了宪法惯例和法律习惯的重要性。《黄帝四经》开篇就讲：“道生法，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要遵守法律，更讲“宪古”，要效法古代的良好统治形式、统治原则，不得以政府官员的意志取代国民意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并不矛盾。 3、古代中国存在司宪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最早并不源自美国。在韩国古代就存在司宪官，其职责就是要执行和落实宪法。而韩国的司宪制度是在唐朝年间自中国龙朔年间引入。中国的御史制度在唐朝被改为司宪官制度。《周官》中也强调了司宪的重要性。好的宪法制度必须存在司宪，司宪是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必由之路。 4、落实宪政依靠国民的人格觉醒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之人格一直为儒家所倡导，其集大成者乃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我在此基础上上，提出了“新仁学”思想体系，可详见《新仁学——儒家思想与人权宪政》一书。我将儒家宪政分为四个理论，即：仁道、恕道、义道和政道。 仁道即人权主义，所谓“仁者爱人”，强调人的人格尊严、人的本体意义，讲人权、自由； 恕道即宽容主义，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宪政正是要将孤立的个人组成共同体，个人享有自由又不破坏公德，那么共同的标准，就是忠恕之道； 义道即抵抗主义，对不义之政的不服从，可以表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通过“行其义也”，既可以为政府行为划定标准，也可以使公民采取非暴力的手段行使抵抗权，这体现了国民的人格觉醒； 政道即宪政主义，讲求的是“为政以德”，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障个人的自由人权，通过司宪制度对政府的违宪行为予以纠正。 儒家宪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弘扬，从思想文化体系到政策法律制度都在湖湘文化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5、湖湘文化与古代宪政 湖湘是中国古代宪政的一个重要基地，如黄帝封子少昊（青阳氏）于今茶陵云阳山。此考据意义重大。古少昊国以湖南为核心，现代许多姓氏源自少昊。根据《山海经》，少昊的后代后来移民美洲建立了少昊国。《左传》等典籍描述了少昊之国的官制，五种职责与后来的官名对应，说明少昊的政权有完备的政治制度。我这次在美国考察发现，湖南人可能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之一。少昊文化是印第安文化的源头之一。印第安人许多生活习惯及劳动工具都可能是沿袭古代湖南的，如印第安人捕鱼用的竹篓至今仍和湖南人的捕鱼竹篓一模一样。 总之，要打破西方对宪政的垄断，对宪政的考察应该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二、辩论：中西宪政差别 林炎平： 1、白马非马，此宪政非彼宪政 古人有所谓“白马非马”之辩，套用一句，儒家宪政就不是宪政。过于强调定语，其修饰的主语就会出现问题。过于强调儒家，宪政就不再是宪政。比如某某特色道路，过于强调特色，很多实质就发生了改变。 2、中国的传统道德不能自洽 传统道德强调“仁义礼智信”，现实却是统治者的暴虐；强调“温良恭俭让”，同胞之间却大打出手，血流成河。 为何传统文化形不成宪政？因为我们的传统缺乏自由和平等的基因，而缺少了这二者，宪政无从谈起。民本主义实质上是官本主义的一种说教，用来欺骗被统治者。民本主义的实质是官民对立，是“官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人本主义社会”，根本无需有官民之分。 在一个不能以平等为原则的社会里，“仁者爱人”也不过会蜕变为施舍的爱，对人的爱与对宠物的爱没有区别。 “天地君亲师”中的“天地”不过是前缀，而“亲师”也不过是点缀，其真正要强调的是“君”，是对权力的推崇。传统道德有太多对权力的粉饰，其实质不过是奴才之歌。“人民”这个词在整体上是无意义的，只有尊重每个个体，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彰显“人”的价值。只有引进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弊病才有可能被医治。真正的宪政，必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 杜钢建：为何要强调“儒家”宪政？ 中国古代宪政思想的代表人物多为儒者。儒家历来强调入世，追求“仁爱”的普世价值，思考何为良好的治理结构。中国古代并非不讲自由的价值，严复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早在唐朝，自由已成为民间的重要价值追求，有诗为证：“欲采苹花不自由”（柳宗元），“马思自由悲”（韩愈）。可见自由这一概念是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价值观念。 林先生说中国古代有各种爱，但是没有博爱，但其实博爱这一概念也一直为中国传统思想所倡导，如墨家思想。儒家对博爱思想做了深刻的阐释——爱天下之人。韩愈《原道》更是提出“博爱之谓仁”。 自由和博爱思想在西方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古希腊有很多学派反对自由、博爱，而主张奴隶制。比如柏拉图就根据人的天赋来说明人的不平等，把人分为金、银、铁、铜的等级。 但是，中西思想也有着融合之处，如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的泛天下主义和儒家思想有着契合之处，即反对国家主义，倡导世界公民，这也是与当今国际秩序相吻合的。儒家宪政思想并非是一定要给宪政贴上儒家的标签，但是中国近代百年来的反儒历史，儒家传统的许多基本价值已经被遗忘，因此需要强调儒家和宪政的结合，弘扬延续千年的宏阔的儒者气象和独立的儒者人格。儒家人格的觉醒也是现代人格的觉醒。

三、中西宪政汇通 林炎平：现代文明的特质 我敬重孟子的一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句话具有某种普世的意义。康德则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感到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既然同为人类，我们都会分享某些共同的价值。我认为现代文明有以下几点特质：四大公理——批判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人本主义；两大定理——科学和民主；一个原理——公民。宪政自然也是自然法则。我相信杜老师对宪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这应该被所有人欣赏。 究竟是儒家宪政还是宪政儒家？究竟是在儒家的框架下实现宪政，还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发展儒家？台湾宪政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台湾的儒家保存得比我们好，宪政更是超过我们。这或许也是出路之一。也许儒家不能带领我们走向宪政，但我们可以带领儒家走向宪政。我跟杜老师，西方宪政与中国宪政或许也是殊途同归吧。 杜钢建：中西方宪政文化的融合——自然法与“道” 1、自然法思想 儒家历来强调普世价值，不以某学派、某国家、某地域为限，而是强调“天下大同”。从《礼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甚至《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思想在《大同书》中已经具备。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天道”思想，也就是自然法思想，主张国家的人为法必须符合“天道”。古希腊的自由、平等观念源于自然法，也就是源于“道”。“天道”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重视人民。古希腊的宪法文化也可以看出对人（people）的价值的重视。人本固然重要，民本也不可抛弃。国家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官”与“民”，以及二者的关系。中西文化同样强调对自然法原则的遵循，以“天”为法。 2、宪法文本与司宪制度 无宪法不成宪政，中西方皆有宪法，儒家宪政模式乃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三种模式的合一，以君主为代表，结合间接民主制度的贤人政治。而司宪制度是使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西宪政汇通之处。台湾的宪政实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韩国的民主宪政模式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积淀，其渊源就是“箕子朝鲜”所代表的儒家宪政文化。 3、为何要强调儒家？ 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反儒”国策，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导致当代中国人背祖忘宗，遗忘了儒家中的许多普世价值。在中国谈论宪政，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哲学的根本转变，回归儒家的传统文化价值。 中国宪政制度的真正建立，必须依靠宪法原则的确立，并建立良好的司宪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四、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及宪政出路 林炎平：宪政的出路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对权力的制约 中国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并存，归根结底可以视为法律问题。我们不是没有宪法，而是没有司宪，宪政就成为空谈。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执行。当代中国必须强调权力分立。 古希腊有许多限制权力的措施，以防止独裁，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公元前580年的梭伦改革使雅典人免于成为另一个雅典人的奴隶，维护了城邦制度。 古希腊的戏剧艺术也体现了对人之价值的尊重。比如悲剧，悲剧是什么？尼采说“悲剧是在死亡面前执着生活下去的勇气和由此获得的无穷乐趣。”悲剧是从来不信也不为赚取眼泪，而是拷问自己的内心。把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把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其中体现的就是对人之价值、对存在意义的思考。 要实行宪政，我们就必须具备批判精神，在中国实现司宪制度，使宪法落到实处。在价值观上，必须引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政治自由，表达自由。 我们应当对中国的改革保持警惕。改革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以外，最主要的在于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入，但是随着边际效益的逐渐缩小，我们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实施宪政，保证对权力的约束，从根本上建立这样的政治理念：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政府权力必须用来谋求人民的幸福，这是政府的义务，而不是恩赐。 要实行宪政，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辩精神，要追寻问题的本质。制度源自何处并不重要，正如是不是必须考量儒家与宪政的结合。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宪政制度来帮助人们追求幸福。追求宪政，必须着眼于现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科学与民主，这才是中国宪政的未来。 杜钢建：未来宪政的建设必须从古代汲取营养 “实事求是”是对的，但对古代的历史也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故乡在湖南）。要尊重古代存在宪政思想这一事实。民主历来为儒家所倡导，讲求“国人皆曰”。“国人皆曰”的本质意味着古代中国的政治并非独夫之治，国家的重大决策，君王必须征询国民的意见，类似我们现在的全民公决。虽然有所弱化，但中国历史上君臣的关系基本上保持了“帝师—王友—君臣”的路线，士大夫阶层对王权保持着制约。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必须以史为鉴，学习古人智慧，总结过去方能走向未来。 中国古人有着很高的成就，今人不可小觑了古人智慧，在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书中，证明了郑和船队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并第一次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儒家治理下当时中国的国力之强。儒家思想，尤其是不畏强权的儒家文化人格，代表了我们开拓未来所必须的人格觉醒。

五、自由对话 林炎平：据我所知，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书的考证不足为据。 真正的爱国精神，不是把过去没有的东西编出来让今人爱。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自己也是这样。但不是今人为古人粉饰，而是以今天的行动来改良社会，让明天值得我们爱。 中国人喜欢把所有东西认祖归宗到中国。比如一个关于大象的笑话中，面对一头大象，法国人写大象的爱情，德国人写大象的思维，俄罗斯人喜欢吹嘘俄罗斯的大象是最强大的，美国人则考虑如何尽快繁殖增加利润。这个故事本没有说中国人，后来我来加了一句“大象的故乡在中国。”但其实你觉得大象有用，直接搬用就是了，管它是不是中国的呢？ 杜钢建：我们爱国，但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儒家非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天下主义，表现为一种世界精神和天下责任。康有为《大同书》讲的是世界主义，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却将爱国主义拔到最高的高度，这是有问题的。最近我给商务出版的《梁启超宪法思想》作序就反思了他这一点。学者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而不自我设限。自进入人类文明以来，人的自然属性就被社会属性所规制，而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规制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符合人的尊严。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在我国推动行政改革，自由和平等是中国未来宪政所必备的要素。同时，一个社会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人的价值，如何维护人权，如何实现人的价值，那就要靠每个人的努力和自我修养、进步。总结传统文化，四个字，即“学以成人。”

张千帆：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宪政论坛第17期，也是新浪新天论衡第16期，感谢新浪博客、北大法学社的合作。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两位朋友跟我们讲演，一位是我的老朋友熊伟，一位是新朋友林炎平先生，我和他在今年3月杭州讲座时认识，当时谈得非常投机，相见恨晚。炎平是工科出身，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到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攻读博士，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毕业后改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目前加拿大、美国、中国、欧洲都有业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下过乡，留过洋，经过商。一个被迫弃学的学生，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一个走出象牙之塔的学者，一个‘不务正业'的企业家。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荒唐的岁月和最激动人心的变革，经历过西方社会多层面的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严格的科学训练令其能够严肃深刻地思考中西文明的盛衰和得失。”林先生是我见过最有思想、最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家，他对社会、历史、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及不同文明的差异有深入思考，曾出版过《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奥林匹克启示》等我专著，从宏观角度阐释了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差异。 今年3月在杭州时，炎平的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当时讲过一句话“中国上下五千年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几百次、几千次，但没有一次真正为自由而战。”这句话很深刻。有时我看古装戏，记得我在日本访问时看了《楚汉传奇》，有的故事跌宕起伏，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甚至我们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他们打了多年仗，杀了这么多人，争来争去无非是“刘项”两家的事。所以中国不可能有像西方历史上那种宏大史诗性的叙事，我们题材太渺小了。据说这次战争解放了文明，实际造成空前的奴役，到现在还难以自拔。所以走向公民、走向宪政真的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未得正果。林炎平先生在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忘记家乡、社会，在他曾生活过的太行山小村庄建自来水工程，在曾学习过的麦几尔大学工程学院和人文学院分别设立了“林炎平博士奖学金”，也在浙江大学设立了“走向公民基金”。“走向公民基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历史系、政治系、古典系都有设立。如果大家细心的话会看到我们的“宪政讲坛”现在叫“公民宪政讲坛”，林先生非常慷慨地资助了我们的讲坛，这是我们讲坛活动首次获得民间资助。“公民宪政讲坛”和林先生一直提倡的“走向公民”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在杭州一拍即合，因为我也非常看重公民在宪政进程中的作用，我自己也写过文章《论证中国宪政》，如果光靠政府、官员没有希望，宪政的最终希望在公民、在民间，要靠民间推动。“公民宪政”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宪政未来的路径，所以今后宪政讲坛顺势变成“公民宪政讲坛”，序号会继续延续下去，掌声感谢林炎平先生对“公民宪政讲坛”的支持！ 今天讲座的老朋友是熊伟老师，我认识他多年，我想大家对他比较熟悉，媒体报道有时以“公民熊伟”的称呼来称他，所以他和公民之间有密切的渊源。和炎平先生不同的是，熊伟先生的生活一直是在没有稳妥着陆的情况下投身公民运动，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公民的另一种境界，到广东乌坎，一直活跃在基层民主自治的第一线。所以非常高兴请公民当中两位杰出代表讲讲怎么做公民，标题是“走向公民社会”，刚刚听说有一个“七不讲”，不过还没有传达到我，据说其中不能讲到“公民社会”，但我们酝酿比较久，在“七不讲”未出现之前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这个讲座，这个社会以后不能讲的越来越多了，也许我们只能讲“社会公民”，不能讲“公民社会”。下面把时间交给林炎平先生，掌声欢迎！（掌声）

林炎平：谢谢大家！能够有这么多人这个讲坛我觉得很荣幸，也特别感谢千帆，我们在杭州见了面后，一直就跟我们的同事们讲“千帆是我们宪政上的一面旗帜”，这很重要。刚才千帆也说了，恐怕仅仅只有旗帜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公民，而什么是公民一会儿我会谈到。在这里首先谢谢各位听众，还有我在哈工大的同学也前来这里。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公民、宪政和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这里要提一个非常永恒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谈论，恐怕在人类（大约3500年之前）进入青铜时代后，我们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宪政和公民还是明君和臣民？作为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是近代的事情，但这的确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 谈到公民，不得不谈到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不过有意思的是，几年前美国国会博物馆发现他的手稿上“公民”这个地方被涂抹过，那涂抹之前是什么？他们用现代技术把涂抹色剥去后，发现托马斯杰弗逊最初写的是“Subjects”（臣民），“Our fellow subgects”（英国女王的臣民），但在墨迹未干时抹去，改写成“Citizens”，公民和臣民之间的区别既然如此一念之差，于他而言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但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独立宣言》大家很清楚它讲了什么，实际上就是讲了公民和政府的问题。 《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也就是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能让渡的权利，比如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中间成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这样的概念很伟大，比起英国光荣革命，我们感到美国《独立宣言》是更重要的文献，直截了当地把“国王”之类完全抛开，将“政府”直接置于公民的权利之下。那么，这是不是美国的首创？不是，甚至也不是英国的首创，当然英国一直没有抛开王室，至少在文字上是不彻底的。而在公元前431年，古希腊伯里克利有这样一个讲演，其中他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他在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民主概念，另外一个是自由概念。也就是说2500年前曾有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提出了这样的概念，2000多年后，穿过地中海、大西洋，在大西洋另外一侧得到了响亮的回响，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中华民族这一段历史是什么样的？千帆提到我曾说过一句非常刻薄的话“中国几千年来进行了那么多次战争，但没有一次战争是为了自由。”我并不是要贬低中国文化，我们文化里有很多可圈可点、灿烂的东西，但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文化中缺少几个关键的基因：自由、平等。正是由于它们的缺失导致公民人格的缺失。 当我们谈到公民、宪政，它们有一些特点：自由、平等和博爱。关于自由，严复说“中国历来圣贤最怕这个，所以从来没有成为教导国人的理念。”平等也是，严复这样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所以，自由和平等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得到重视，不仅如此还刻意回避这两个概念。我们根本没有创造出这两个概念，而后来引进时还是特别恐惧这两个概念。博爱是另外一个概念，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前面两个是权利的话，那博爱恐怕是一种责任。中国的“爱”有很多，有“仁爱”、“关爱”、“热爱”、“溺爱”……真正的“博爱”概念在中国这些“爱”里并不存在。 由于这些理念的缺失，或者说是由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从青铜时代开始到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大致都可以分成这三种：神本主义社会、官本主义社会、人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的特点在于： 神本主义社会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人治”或“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社会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宪政即源于此。 这三种社会形式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全部，当然人本主义社会在最初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有人把古希腊称之为“希腊奇迹”，之所以称作“希腊奇迹”是因为除了这一块地区外，世界任何地区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哲学理念和社会形式。 顺便提及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时，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下的定义是劳动力和资本自由结合，能够实现此结合的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给它下的定义并不准确。“资本主义”为何在大工业生产时出现？这是因为这时的资本比较多，显得比较重要。此前资本主义同样存在，但因资本缺少，并不是很瞩目。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劳动力被迫和权力结合。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集权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有时我们跟北欧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的是：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制度，而集权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我们经常把这两个混为一谈，“他们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只不过是劳动力和权力被迫结合的一种主义，根本上并没有社会主义的分配特征。资本主义也可以在集权制度下存在，比如国家资本主义——劳动力通过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本结合。权贵资本主义是通过权贵和权贵资本相结合。如果这样下定义，以后不大会混淆这些概念，免得当他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 官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特征：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几千年来子民有一些梦想，但这些梦无非是：明君梦——祈求一个圣上，赐福给子民丰衣足食。于是弘扬“文字狱”的康熙成了“千古一帝” 。如果明君不可得，便有清官梦——盼望一个清官，在昏君的时代也可以苟延残喘。于是到处是臆想的清官和现实的贪官。如果清官也不可得，便有武侠梦——企盼一个武侠，血洗贪官，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武侠小说独领风骚。中国百姓把自己一生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些梦境里，最后美梦走向噩梦。 官本主义社会的结局必定是这样：技术越发达，统治越野蛮；社会越富有，人格越低下；疆域越广袤，人民越受限；国家越强大，个人越弱小。因为物质进步加重了人格和社会缺陷。如同癌细胞，养料越多，成长越快，祸害越大。但我们也看到社会在进步，当我们说官本主义时已经意识到我们要逐渐远离官本主义，至少我们希望这样，至少千帆教授以及很多人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希望远离官本主义。 同样在官本主义里，人会逐渐堕落。对此张千帆教授讲了很多关于国民的特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把在这种社会下国民的一些堕落特点指了出来。为什么中国从一个标榜仁义道德的民族堕落为最缺德的民族？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没有这些核心价值；后天不幸，当我们能够引进这些价值观时，却从各种不同角度拒绝。罗素对中国人非常有好感，曾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书里绝大部分批判西方，赞美中国。但是在最后几章，为了回答有人的提问：中国人的缺点是什么？他终于说出中国的缺点：冷漠、怯懦、贪婪。罗素并不是对中国不友好，他对西方的批判远远超过对中国的批判，但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判应该引起重视。 通常为了在西方的“以人为本”面前少丢面子，我们会搬出“以民为本”。但“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不一样。所谓的“以民为本”只有在官本主义社会里才能提出，因为官本主义社会里，对子民们不可能说以“官”为本，而一定会说“以民为本”。但为什么说以民为本？那时因为社会里有官和民，并且是对立的，所以才告诉你：“我当官是为了你的利益，以你为本；如果我侵犯了你的利益，那我是代表了你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我侵犯了你的最根本的利益，我代表了你的最最根本利益。”他们永远告诉你“以民为本”，但仅仅这种表述就说明了这是一个官本主义社会，和“以人为本”完全不同。以人为本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只是为了确认官的地位而喊的一些口号。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被统治者并不总是无辜的，因为文化是两者共同创造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容忍什么样的统治者，就塑造什么样的人民。一个英国政治家说过这样的话“建筑是一个民族性格的体现，而建筑本身回过头来又重新塑族的性格。” 奴才到底有什么样的性格？我们总会看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彻底剥夺后逆来顺受，一点小恩小惠便感激涕零，一经纵容即为虎作伥，一旦得志就变本加厉。而且他们对丑恶的怜悯胜过对美好的同情；对谬误的姑息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对强大的卑膝胜过对弱小的恭谦。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一直质问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当我说这些问题时，绝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我作为民族里的一员，会经常想怎么会在这些方面走到这步田地？ （图）这是北朝鲜，朝鲜建党65年晚会，金正日及其子金正恩等出席。近10万平壤群众参加演出，激动得泪流满面。但这样的情况，我们并没有离此远去，我们并没有远离这个时代。中国文革中的那种狂热，跟北朝鲜的差距并没有太大，仅时间来言就是几十年，恐怕真正的距离比这个更短、更近。所以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比如重庆唱红歌，能够搞成接近于文化大革命的场景，普通中国人的的确确要反思自己，因为那些人也是一些普通百姓。 而谈到宪政，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自由和平等”这两点，如果失去自由和平等，很多就会变成空谈。如果说自由是我的自由，那么平等就是他人的自由，自由和平等不能分离，每个人享有自由，享有同等的自由，任何人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 这里让我们来谈谈自由的价值。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的讲话时说“自由的是衡量幸福的标准。”我们是否这样衡量自己的幸福？可中华民族千年来从来不用“自由”衡量幸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最后造成多大的影响？过去有这样的说教“天地君亲师”，实际上，这个顺序对统治者而言，“天地”是前缀，“亲和师”也只是点缀，真正要说的只是“君”，那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才有“天大地大，不如X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XXX亲；……”如果没有数千年的“三纲五常”和“天地君亲师”，就不会有如上的“奴才之歌”。这首歌我也唱过，至今为此感到惭愧。当我们把自由、平等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后，还留下什么？每个人应该问自己，当我们把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从我们的生活里剔除，我们留下的可能是成为统治者的宠物。这不是孔孟的错，而是后来人自己的折腾。 那我们的艺术是怎样体现一个民族性格的？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我想“艺术一定是一个民族的秘密”，而图腾更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秘密，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图）左边是华表，是中国的图腾。中间是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上面刻着恐怖的野兽和老鹰，还有一些变形的人。最右边是古希腊的廊柱。中国的华表，首先是龙。龙在历史上从来是恶的，没有什么好的龙，令人恐怖，握有你的生杀大权，可以置你于死地，它不做什么好事。而我们却把它刻在柱子上，还加上祥云。祥云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一种企盼。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既然无法和龙抗争，于是就美化龙，最后把龙和祥云放在一起变成我们民族的图腾柱。我们跟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恐惧。只不过印第安人赤裸裸地表达恐惧，而中国人不那么赤裸裸：虽然我们恐惧，但有希望，如果龙放我一码，我还可以苟延残喘；如果龙给我一点好处，我还可以鸡犬升天。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信仰，我们对强大的恶势力往往采取这种态度，而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图）右边是柏林的一组深浮雕，体现了人和怪兽搏斗。我们是为无奈而放弃，为憧憬而粉饰，为恐惧而躲避。但有那样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却是这样的：有无奈但没有放弃，有憧憬但没有粉饰，有恐惧但没有躲避。所以我一直思考为什么这种差异这么大，到底是因为什么？ 后来我们搞出了不同的图腾，龙图腾最早，最近几年搞出了一个狼图腾、墙图腾，这几个图腾代表了什么？“龙图腾”代表了一种统治和等级；“狼图腾”代表了仇恨，不要博爱；“墙图腾” 代表了禁锢，不要自由。所以它们的终极独立面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在古希腊，自由是永恒的主题。Aeschylus（埃斯库罗斯）在他的剧作《波斯人》里，希腊是这样号召他的战士的，“前进吧，希腊的儿子们，为了自由，为了国家的自由，为了孩子的自由，为了你妻子的自由，为了我们崇拜的自由，为了我们的国神与祖先的坟墓的自由，现在战斗吧！”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后直冒冷汗。我想：如果中国历史上拿这个口号去招兵买马，估计一个人都招不来。树一面旗帜说“为自由而战吧”，我想用这个方式招兵恐怕是不成的。但2500年前，当波斯大军兵临城下时，希腊人用这种方式激励将士抵御波斯人。在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埃斯库罗斯本人就是马拉松战役的一位重装步兵，他死后埋葬在马拉松，墓碑上是这样写的：“墓碑下安睡着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在丰饶的格拉，死亡战胜了他。但马拉松的战场可以证明他的勇敢，连长发的米底人也得承认。”他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受希腊世界崇敬的剧作家，但在墓碑上一个字都未提及，因为对他来说作为一个自由而战的战士远远比一个剧作家重要得多。 我们也有一些引以自豪的，比如兵马俑。我很佩服秦朝的工匠能够造出这么多的兵马俑，但回过头想：他们为谁而战？这些兵马俑为皇帝而战，因此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不是一路人。有人说秦始皇有多少功绩，但看到这里，看看这些兵马俑，就知道秦始皇多么暴虐——在那么一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为了死后能够继续统治世界，他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说秦始皇是暴君，如果看到兵马俑之前还抱有怀疑的话，看了兵马俑就不应该再怀疑。 而中国的神话体现了什么价值？这是中国关于尧舜的神话：尧是一个很开明的皇上，臣子们谏言他造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但他拒绝了，而是造了草房作为宫殿。他后来把皇位传给舜……终于，在他的统治下，风调雨顺，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乍一看没有错，但仔细看有什么问题？一是对明君的情节，总是期望明君贤达、开明，二是最大的理想是丰衣足食，有东西吃。自由和平等一个字都没提，因为也想不到。这是给小孩子编的读物，如果以这样的东西教育小孩，那我们一代一代都只能成为“以食为天”的民族。于是古希腊人为自由而战，而我们“以食为天”。那么，什么东西才是以食为天？就这个（图：猪）。我想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到了我们这里，可能就是“自由挺可贵，爱情也蛮好。若为吃饭故，两者皆可抛。”只要有吃的，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只要能够有饭吃，就可以山呼万岁。这变成中国数千年来的民族性格。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食为天”的民族，有人不以为然，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侮辱。 谈到悲剧。中国为何没有悲剧？有人说中国怎么没有悲剧？中国有的是悲剧。但如果给悲剧下一个定义，中国的悲剧不叫悲剧，而是惨剧，有很多惨剧但没有悲剧，有很多闹剧但没有喜剧，赵本山那些东西不是喜剧而是闹剧。但是我们也创造出了一个剧种是别人没有的，是我们的专利——“颂剧”。 悲剧是什么？尼采说“悲剧是在死亡面前执着生活下去的勇气和由此获得的无穷乐趣。”我补充说“悲剧是从来不信也不为赚取眼泪，而是拷问自己内心。把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把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 大家知道荷马写过《伊里亚特》、《奥德赛》。如果今天看《伊里亚特》不一定能够看明白，《奥德赛》也是如此。因为《伊里亚特》不是以胜为结局，而是以赫克托尔的葬礼为结局。赫克托尔是特洛伊的王子，阿喀琉斯把赫克托儿杀死。普里亚摩斯是特洛伊的国王，夜间跑到希腊阵营里求阿喀琉斯把他的儿子尸体还给他，以便他可以为儿子举行一个比较体面的葬礼。最后阿喀琉斯出于同情把尸体还给普里亚摩斯，普里亚摩斯就在特洛伊为儿子举行了葬礼。这个葬礼是《伊里亚特》最后的结局，那个时刻希腊人还没有获胜，特洛伊城还耸立着，只是一些英雄已经死了，赫克托儿死了，阿贾克斯也死了，阿喀琉斯的好朋友也死了。为什么以此结局？如果给了我们中国人，那结局一定是：“在伟大国王的领导下，在副统帅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希腊的史诗，真正要拷问的是人，而不是渲染某一次的胜利。 欧里庇得斯后来写了一个剧本《特洛伊》。这出戏在雅典上演。看了这个剧本后被同情的一定是特洛伊人，被批判的一定是希腊人。这出戏写到特洛伊沦陷后国王死了，皇后要保全她的孙子（也就是赫克托尔的儿子），但希腊士兵过来说，因为他是赫克托尔的儿子，所以不能留下来。皇后把小孙子给了希腊士兵，走时跟他儿子说：“你必须要去死，我记得，在我生病时你绕着我的床时说将来我死后，一定会跟小伙伴到我的坟上给我上坟，但现在你得先我而死。”没有哭泣，非常感人。作为希腊人、雅典人，对这些直截了当批判和质疑他们的历史的艺术，给予了同情和反思，值得我们深思。 这是在北京上演的另外一个悲剧：索福克勒斯写的《安提戈涅》(Antigone)。也许古希腊的悲剧大家看不太懂，但我希望大家体会到：一部小说或者一曲戏剧真正要体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伟大、某一场胜利，也不是某一个历史事件，只是通过历史事件质问每个人，把我们的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或者把我们的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在两难的境地中思索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选择和行动。我相信古希腊在走向公民社会时一定借助了这些力量。 （图）这是从荷马到埃斯库罗斯、梭伦、伯里克利。右上角那位是梭伦，他在580年奠定了雅典走向民主的基石，最后雅典又通过70多年在克里斯提尼时代走向了真正的民主。 回过头看看中国的艺术，我非常喜欢《清明上河图》，但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多人，你觉得里面有任何一个人是重要的吗？所以这里有很多“民”，有很多“人”，但没有一个是重要的。我们一直在喊“人民”，其实“人民”这个词很有歧义，比如“人民万岁”，这没有任何意义。我在太行山上养过猪，如果一群猪喊我万岁，我肯定要喊“猪猡万岁”，因为如果我万岁了，我不希望它们到7000年时就绝种了，那剩下的3000年我吃什么？所以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喊它万岁完全没有意义，如果不尊重每一个个人，那就都变成了一些符号。我很喜欢《清明上河图》这幅画，但这其中也体现了这个问题，中国所有绘画里都体现了这个问题。比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直接体现了“官”为贵。中国很多艺术，若仔细推敲，会发现从来没有把每个个人放在价值中心。 我们看这些作品，左边是我在大英博物馆里拍的，也是维纳斯的一个版本。中间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卢浮宫的米罗的维纳斯。最右边是狩猎女神Artemis。当你看到这些作品时，你觉得你和他们是同路人，感到的是对人类价值的称赞。 艺术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秘密，比如“文艺复兴”时代。我们的翻译有一点问题，原文并没有“文艺”的意思，只是Renaissance（再生），意味着古希腊文明的再生，真正的意思是回归，回归到古希腊价值，即人的价值。 如果你在卢浮宫里按时间顺序反复走下来会感悟到这样一种启迪：13、14、15世纪的一些画都有很多宗教含义，但你走到达芬奇这幅画面前，会感到所有跟宗教有关的东西都消失了，这在卢浮宫里是一幅非常小的画，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实际是一幅宣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文艺复兴的内涵：离开了教廷我们也可以这样自信，离开了教廷也可以如此安详。也许500年后的人们不一定记得当时的内涵，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这些作品一定会看到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最终含义，从神本主义回到人本主义，这才是它的真正含义，文艺复兴的整个含义也是如此。 这是希腊奥林匹亚的雕塑（公元前400年），右边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垂死的奴隶”，经过近2000年，重新回归到古希腊价值。有人说中世纪并不黑暗，肯定有其理由，但人在中世纪不再是中心，上帝、教廷才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我们有没有普世价值？孟子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应该是一种价值，而孟子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回事，但人类真正强大，真正有意义的内涵是我们这些关于人的价值。我们应该有普适的价值，康德比喻为——“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他说这两种是他最敬畏和经常思考的。 这是我在我的一本书中总结的几点价值，这些价值是：批判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亦即“四个公理”，从“四个公理”推出的“两个定理”，即民主和科学，还有一个原则——公民。既然“公理”是不证自明的，那么为什么这“四个公理”在我们民族中没有出现？比如批判精神——中国人最怕批判；竞争精神也一样，人怕出名，猪怕壮；思辨精神也是；人文主义精神是前面我提到的。至于科学和民主更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或者引进，当然现在做了很多，有可喜的进步。另外是公民，现在仍然是一个梦想。 目前我们社会的改革，令我想到，580年雅典的梭伦进行改革时，形势跟我们差不多。当时雅典有很多贫穷的雅典人由于欠债变成了另外一些雅典人的奴隶，这个事情引起社会很大反响，穷人对此深恶痛绝可以理解，因为下一个成为奴隶的很可能是他自己。但这时很多贵族对此也忧心忡忡，觉得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些如此忧心忡忡的贵族。穷人有很多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贵族有没有改革愿望就不得而知了。但那时的贵族却有，贵族推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梭伦。梭伦制定的法律对贵族绝对有伤害：没有任何雅典人可以因为贫穷而沦为奴隶，没有任何一个雅典人可以拥有雅典人作为奴隶，没有任何一个雅典人会成为另外一个雅典人的奴隶。他把很多欠债奴隶的欠账一笔勾销，但这会触犯很多贵族的利益。但我不知道为何贵族同意了，梭伦成功了。我想我们也许要从《伊里亚特》、《奥德赛》中找原因。 580年梭伦的改革一直到508年克里斯提尼实现雅典民主，这个民主存在了两百多年（将近六代人的时间），它成为我们今天世界制度的典范。梭伦在雅典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伯里克利也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我想他们的演说一定是这样开始的： “雅典的公民们！” “公民”这两个字的内涵和号召力是巨大的。中国历史上有刁民、暴民、臣民、良民，就没有公民，到现在还忌讳公民，不知道为何。我们在走向宪政时，必定和公民同行。没有公民就没有宪政，而没有宪政公民也做不成。 在这里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大的中国梦： 走向宪政！走向公民！谢谢大家！

张千帆：谢谢林炎平精彩深刻的讲演，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角度探讨中国自由和平等理念缺失的基因。确实，几千年来在政治上中国人一直做的是奴隶，具有强烈的臣民情节，当然我对传统的解释比他更乐观更有同情心一些，我们的传统不是一团漆黑，但我很同意在公民问题上、政治沿革问题上有严重欠缺。我不懂艺术，他引用了大量的古希腊雕塑包括中国的图画来说明他的论点，非常有意思，很多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所以我也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提到华表，提到龙图腾，北大西门上就有华表，我来来回回很多次，但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问题。还有中国历史上的戏剧文化，这很能够说明民族的心态。比如他提出我们没有悲剧，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乐感民族，喜欢追求快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感或者未来感都是很乐观，这造成民族不会反思、深思自己的某些问题，也就是说民族的思维意识比较浮浅，用柏杨总结的概念就是“民族的劣根性”，传统一以贯之，但近几十年越来越加剧。这个劣根性每个人都不能幸免，或多或少都附带着。所以今天讲“走向公民社会”首先要从每个人做起，刚才炎平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探索公民到底是什么。下面有请熊伟，熊伟一直站在民间实践的第一线，下面请他讲讲在实践中怎么做一个公民，大家欢迎！

熊伟：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的邀请，他对我有非常大的支持，（PPT）我选这个照片是乌坎选举的照片，因为我一直认为选举是民主的精神。 今天的题目是“走向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非政府组织，一个是公民，公民要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最近讲“七不讲”，“公民社会”是其中之一不能讲的，这恰恰说明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公民社会由非政府组织组成，我们的新启蒙是非政府组织，经工商注册的（2005年底注册），多年下来给了我一个非常独立和自由的平台。（图）这位先生是乌坎选举时的照片，当时是维权领袖，现在是乌坎的村委会委员。 我们的组织主要推动参与立法，所以简单介绍一下比较专业的知识。什么是公民参与立法？公民参与立法是指公民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合作，特别是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合作，向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政协提交议案、建议、提案，特别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建议，推动有关法律（包括法规、规章、法律性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的制订及实施等。 公民参与立法的过程包括法律立项、法律起草前的调研、起草法律建议稿、征集专家等建议（可包括学术研讨会）、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向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提交议案、建议（主要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也可以是在闭会期间，也可以向全国政协、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各地政协等提交）、召开有新闻记者参加的研讨会（发布会等）、修改立法建议稿、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等。讲全程性，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在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2002年），民政部对此很支持，2003年给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一个报告，建议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列入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现在到了第十二届，我认为有希望通过，因为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5月2日民政部颁布了《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实际具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雏形，上一届几不搞，现在是新政府，有可能会有转型。 公民参与立法的重要时机是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今年两会期间，我看了一下新浪微博，很多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很有责任感。公民参与立法的重要特点是主动性、全程性，是公民主动和全国人大代表等合作，参与立法（包括实施监督等）的全过程。我1998年就开始做，那时网络不发达，全国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只有通过报纸才知道，想尽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现在好很多了。（图）这是乌坎选举计票的照片。 我们的成绩：从1998年开始，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议案30个，200多件。建议100多种，数百件。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法》，2004年时就有14个代表团同时提出，有时一个议案很多人反复提，也不断修改，所以议案有200多件，建议100多种。 我大部分时间把我们与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的议案做了统计，比如：关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议案；关于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严厉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议案；修改《选举法》的议案；关于制定《村务公开法》的议案，乌坎土地事情也是乌坎推动的，所以今年人大代表提后制定《村务公开发》的议案；关于制定《听证法》的议案，很多人对听证不满意，根本原因是没有法律规范，听证会变成一个上下会，无法形成有效的建议；关于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的议案；关于制定《烟害防治法》的议案，2006年我们就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出，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去年卫生部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专门开了座谈会，建议把关于控烟的法律有一个立法；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议案；关于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议案；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议案（选民资格）；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改革法院体制的议案；关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的议案。（图）照片也是乌坎选举的照片，当时去时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多关注，很多国外媒体都有参加。 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支持，公民参与不是敏感的事情，但需要低调地做，关于我们的报道有：1. 《一个“编外代表”的参与立法之路》，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一位普通公民参与立法的8年历程》，《中国商报》；3.《期待从"无烟奥运"到"无烟中国"》，检察日报；4.《公民熊伟："新启蒙"的思想者》，《中华儿女?青联刊》2008年10期；5.《一个公民草拟的"法律"》，《中国青年报》冰点人物；6.《一个寻常人参与立法的不寻常经历》，《民主与法制》杂志；7. 《最高法有关规定颁布后公民首次建议制定司法解释》，《中国经济时报》；8.《京人上书质疑春运涨票价》，香港《大公报》；9.《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意义》，《中国青年》杂志。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推动修改刑法，打击收买儿童犯罪。我们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11个议案，推动修改宪法打击收买儿童犯罪有十多年，今年有4个省提出一些议案，12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其他还有修改《审计法》推动审计体制改革的议案、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的议案、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推动劳教制度改革的议案等。中国审计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西方国家的审计是立法模式，归国会或者议会管，这能更有利于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公共场所禁烟法》比较重要，我们在推动。我们还推动《违法行为矫治法》。 限于时间原因我谈两个重点，即我们重点要推动的法律：第一个重点是《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们在乌坎做了两个多月，帮助他们搞了一些选举，其中有制度创新，例如“自荐与他荐相结合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一人一票选举村民代表，秘密写票箱及选举会场的布置等等，在乌坎选举时得到运用。所以下一步在实践中推动运用这些制度创新，继续推动制定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将发挥积极作用。（图）这是乌坎的女孩，旁边女记者是日本的记者。 （图）这是秘密写票箱及选举会场的配置。民主往往体现在细节上，选举会上的配置有很技术，包括怎么领选票，怎么进来，怎么填选，怎么出去等。2011年我在海淀竞选人大代表竞选，观摩了人大代表的选举，其程度和规模不能和乌坎比，这里全部是秘密写票。（图）这是我设计的秘密写票箱，做得比较简陋。我到乌坎后跟他们合作，他们设立了一个秘密写票箱，就是一个盒子，人可以钻在里面写，人在里面写，如果别人不特定去看是看不到的，这就是秘密写票。可能有些朋友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在桌子上摆一个拍子说秘密写票，很难保障，西方设有专门的秘密写票间，成本可能比较高，我们这个比较简单，就请村里的木工找旧木材做的，成本很低，而且可以反复用。 第二个重点是呼吁修改《刑法》第241条，严厉打击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2011年有“微博打拐”，多人关注，但最后公安部说：微博打拐拍的照片没有一张是被拐卖的儿童。说明方向有问题，但热情值得赞扬，至少跟关注这个问题。打拐的重点是：一要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二要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只有把买方市场遏制住了，才能有效制止，如果买方市场任意泛滥，肯定制止不住。而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知识是因为很多人是农村的，不知道收买儿童是犯法的。所以我们建议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前的法太轻，而且买方很少被追究责任，我的印象是多年前一个研究生被拐，买方判刑，很少有收买方负刑事责任。建议取消《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把小孩拐了，如果解救时，不阻挠解救就不追究责任，也就是说收买儿童不追究责任，如此导致中国拐卖儿童非常猖獗，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取消，打拐是不可能成功的。 后我们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了建议，国家很重视，这是公安部的一个答复：“现行法律规定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买主的惩罚力度偏弱……导致买主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拐卖犯罪"买方市场"难以得到根本遏制……。”以前主要重在打击人贩子，经多年呼吁，他们认识到只打人贩子、不打买方的话，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比较关注，他们说“您提出的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量刑和删去该条第六款的建议，我们将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但因立法不公开，不知道这个法律为什么得不到修改。司法部对建议也有答复，很重视这个问题，重视人大代表的建议，提出了一些措施，因时间问题就不多谈了。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需要更多人参与推动，今天来了一些同学，所以给同学提一些建议：第一，多参加社会实践，争取在某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能够成为专家，例如选举、人大代表罢免等，我现在的重点是村委会选举，2002年我就写了《村民为会选举法的立法建议稿》，有2万多字，每年都在改，现在改到第7稿，委员都在看，因为认识深化，实践中发现很多问题，所以不断完善。我也关注人大代表选举，发现很多漏洞，所以建议大家在某一个领域成为一个专家。第二，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多在非政府组织、NGO实习或者做志愿者，或者自己创办一个NGO。有一种观点是公民社会是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NGO、更多的人做这个事，对公民社会早一点到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在向民间智库方向发展，如果北京有一百家，那对推动立法，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将会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一家跟人大代表合作的议案有11个，两会有400多个议案，占1/40，如果有一百家民间智库像我们这样做，影响力一定会非常大，有些事非常简单，有一定资源后做起来非常简单。第三，推动具体的制度建设，例如打拐就是要修改《刑法》第241条，不是看到街上的乞讨儿童怀疑被拐卖就拍照发到微博上。第四，多创办、参与社区公益图书馆，我在北京办了一个社区公益图书馆，乌坎也办了一个，张老师曾专门去这个图书馆做了一个讲座，办图书馆不是很难，需要联络更多人一起来做。 借这个机会做一点宣传，我们在北大西门附近建立了一家“新启蒙福缘门公益图书馆”，招募志愿者和实习生。我们将要设立一家完全民间性质的、纯草根的“修法打拐”办公室，由学者、全国人大代表、记者等发起，推动修改《刑法》，打击收买儿童的犯罪，多种途径普法，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和实习生来做，完全是民间的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就做一件事，比如推动刑法的修改、推动村委会选举法、推动人大制度改革、推动社区图书馆的建立等，同学或者其他朋友愿意做志愿者和实习生的可以和我联系，谢谢大家！

提问1：开发商要地皮赚钱，到政府申请用地皮赚钱，政府批了，而且批的是我们家的地。同时出了一个公告，因城市建设需要，限你15日内搬家。请问林先生，您对“城市”这个名词怎么理解？ 林炎平：这里面有几个概念，在国外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你们家的地就是你们家的。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是一个市政厅还是一个村政府，都没有权力征你们家的地，因为所有产权都是私有的，任何一块地（除非是政府的地），如果要征你的地，你家的地正好在他设计的高速公路中，要告诉你“我想征用你这块土。”必须跟你谈，如果你不卖给他，他的高速公路得拐弯。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很多，所以国外的旧城改造非常困难，比如在市中心往往能看到很多旧房，但不能拆，因为是私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以“城市”的名义还是以“农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没有任何一个级别政府敢动你这个，因为这是你们家的，是你的财产，你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张千帆：中国这个城市和农村的概念非常诡异，跟城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而且政府直接参与到开发中，是一个利益相关员，急着要你搬走，给你15天时间。这从国务院自己有关规定来看是违法的，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公民，不被这样驱赶来驱赶去而做一些什么。

提问2：林先生您好，感谢有这个机会听您讲公民。我在读您的著作，所以就想问一个问题，记得你讲哲学或者我们理解的社会价值观念离功利距离越远，说明社会文明化程度越高，我想知道2010年这个时代和80年代比较，这30年的比较，距离更近还是更远了？ 林炎平：我在《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里陈述过，您的陈述已经很准确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社会活动的功利程度成反比，距离功利越远，社会文明越高。比如每天打猎，打完后就吃，很直接，说明文明程度很低下；但有如果很多人从事艺术创造，这个艺术不能吃也不能喝，就距直接功利比较远，因此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您说的问题，我们确实有很多困惑，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距离实际的直接功利比较远，我曾在太行山上插队，每天想着的就是吃饭，干活是为了吃喝，没有别的，我们干什么只视直接功利而已，现在有很多间接功利，比如旅游、干很多别的事情，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社会的的确确进步了，和过去的毛泽东时代相比，我们社会进步很多。但另一方面，我们进步是否足够多？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没有摆脱“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尽管我们有很多闲暇，但始终没有摆脱“民以食为天”。尽管我们的物质进步了，而物质的进步一定会导致精神的进步吗？对此我一直有怀疑，我觉得在社会创造上应该是精神的进步导致物质的进步，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我有点怀疑我们距离直接功利到底有多远。 提问2：您已经说到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判断社会文明在进步，功利、哲学和人文的思想和对哲学、社会存在的探讨更多了，越来越觉得它进步了，大家的房子、饭食更好了。但我质疑的现象是：30年以前物质相对匮乏，但父辈生活的幸福感比现在的人要强很多，那时家家都有一个简单的乐器，周末会带着孩子去公园玩。现在的社会的确进步了，但很难界定幸福感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林炎平：我同意你的看法。 张千帆：我也同意，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宁愿选择80年代。

提问3：首先我不同意您刚才关于幸福感的问题，因为朝鲜人的幸福感是最强的，美国人的幸福感并不强。我很认同您提到的观念对历史的影响，因为个人专政可能随着暴君的死亡而结束，但意识形态会延续下去，请问林先生，您谈到中西方文化理念不同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集权统治操控着司法、立法、行政、教育权力，垄断了最关键的生产，孤独的个性面对强大的制度、绝望的反抗，怎么打破这种路径走向公民社会？我不知道途径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而我有一种感觉，我不像你这么乐观，朝鲜的状态可能不是我们的过去，很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林炎平：你的问题很犀利，的的确确有这种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并不是海市蜃楼，看看前几年的重庆，看看至今还缅怀曾经饿死几千万人同胞的那样一个人。一直困惑我的是，这个民族有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刚才讲了那么多，为什么有的民族会把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而另一个民族，自由在辞典里都找不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找不到，过去的几千年我们对自由平等毫无概念。那我们有多少乐观？我有点困惑，但还是有点乐观：至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并且相当成功，在我们海峡对岸就有一个成功的典范。就这点来说应该感到乐观，但看看周围，这种悲观是否为暂时的？我认为在我们民族中是非常长的恶梦，但这样的恶梦仅仅靠民族自己的价值观很难打破，必须引进新的价值观——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这样的引进现在不仅仅是尝试，我想在座各位已经是一种向往了，哪怕是10%中国人的向往，情况就会很不相同，就这点而言，我比较乐观。 张千帆：现在大家比较悲观，可能是乐观的势头，毕竟我们还没有做朝鲜人。

提问4：老师好，我是北大的一名理科研究生，对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表示忧虑：雅安地震凸显了中国直升机性能的不足，军用航空机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国家，民用客机方面基本是国外进口，复印机、打印机、手机、电脑核心部分也基本从国外进口，实验室的测量设备基本从美国进口，没有一个国产的，可成天宣传的航空航天发展得怎么厉害，比如航天方面，火箭怎么厉害，其实性能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在可靠性、寿命方面差距比较大，我的问题是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谢谢！ 林炎平：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我当年的想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民族最重要的问题，只是一个症状，不是病根子，我们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症状，只能治它的病根子。民主跟科学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它们本身的关系，它们只是“四个公理”（批判精神、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的推理，必然导致在这两个方面的概念。科学以一种不妥协的方式寻求自然界的真理，而民主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寻求社会的和谐，这两个定义也许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基本上说明科学绝对不能妥协，民主就是要妥协。这两者实际并不能区分它们，割裂它们不大可能，比如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写了一本书《民主和知识》，举了雅典例子，阐述了民主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雅典在所有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每一个方面都是在当时领先的。民主和科学这两者不能割裂，在我们同时关注这两者时，一定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根子，进而你说的那些症状一定能消除，谢谢！ 张千帆：有时落后不一定事坏事，一个思维有毛病还很强大就比较可怕，把思想治好再强大也不晚。

提问5：我的问题给熊伟老师，您演讲中重点强调您在乌坎所做的工作以及公民参与立法如何参与的方法和原则。我的问题是，现在的乌坎现状怎样？您是否清楚他们现在的情况？比如当初他们是因为土地问题，现在土地问题是否解决？当初是因村委会的问题，现在村委会是否起了作用？ 熊伟：我跟乌坎有密切联系，他们不断地把情况告诉我，乌坎情况比较复杂，前面限于时间原因我没有详细谈，比如乌坎村民会议召集人制度，解决的是村民、村民代表怎么开会的问题，这样的制度因为地区政府的阻挠，乌坎村个别维权领袖不太坚定，结果没有落实。现在乌坎的情况是出现了一些混乱，但整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4月有一些村民把马路堵了，跟警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这是权威解体，民主制度在生长。现在的乌坎，原来的维权领袖提出一个维权口号，比如民主，但为何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了反面？是因为他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他们不能得到有效制约，这是制度里面的问题，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由村委会召集，村委会不召集就没有办法开会。乌坎去年11月开了一次会，到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有办法开会，村委会不召集他们没有办法召集，如果村委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就可以做。 另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收回的地有几千亩，有六千万的民生工程，包括学校图书馆等，议亲我在乌坎住了两个多月，基本没有水，后来得到政府支持，政府给他们给投了几百万，建了一个自来水工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乌坎也争取到广东省的支持，给乌坎拨款一千万。现在乌坎的民主比原来大有进步，乌坎选举产生了村民代表会议，大项目都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所以去年9月和11月开了两次村民代表会议否决了村委会的提议，媒体报道比较少，可能大家不知道。乌坎整体走向好的方向，面临的困境跟执政党的困境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境是从一个革命党向一个执政党转变，乌坎也一样，面临着从抗争性的维权组织向一个民主的自治性组织转变，蜕变的关键是要把会议召集人建立起来，村民代表会议就是一个议会，议会由政府召集肯定不可能，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村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制度建立起来，我在乌坎提了很多建议，离开后做了一些攻击，但乌坎以后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提问5：您在16年中帮助国家进行立法工作，提交了230多件议案和建议，鼓励大家参与到公民立法过程中。但就我的个人观点而言，我觉得您这些年所做的事毫无意义，因为实践并不缺法律，缺的是法律落实，《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可这两条在实践中很多人因为去履行这样的权利而被抓捕。前一段时间兰州的陈平因参与人大代表，被山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3月底，西单有4个人因为举牌要求国家进行财产的公示也被抓捕，罪名是“非法集会”。您持之以恒的精神让我钦佩，但如果您花这么多时间做另外一件事会更加有效果，比如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人大通过可能更有意义，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国家法律是在体制内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公约推动执行可能有一些体制外的力量帮到我们，谢谢！ 熊伟：有一个观念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专业化。前面讲了很多，因时间问题没有详细谈，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各个部门，比如公安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的回复来看，我们的观念影响到他们，他们在推动。中国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确实不够。张老师的点评非常有道理，“如果不去做看似无意义的事，那么有意义的结果永远不会到来。”（掌声）比如关于修改《刑法》，我们推动了近十年，但多年下来一直没有修改，不过现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说你提得不对，可能今年全国人大改，也可能明年、后年改，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再比如我们于2002年开始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有些人肯定不高兴，因为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推动民主，现在全国人大换了班子，政府也换了，民政部会推一个《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这个规程在2002年之前和美国的卡特中心合作出了一本书《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这次民政部颁布的有很多精华部分跟那时是相符合的，十多年前做的事，到今天真正成为一个规范性质、带有强制性的规程，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能的，美国卡特中心帮中国干这个事，现在成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全国人大每年都有内部规定，哪些是不能提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也列进去，现在放松了。你说公民权利这一块，我们在推动，做得比较低调，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提建议。推动立法特别忌讳的是到处去说，“这个建议是我跟人大代表合作的”，这样就不会回复，中国的政治环境是外松内紧，要花很多技巧，需要政策智慧，中国的改革，增量改革，中国的现行体制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一党制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空间里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不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说现在做的是没用的。我现在说要花15年时间做这个事，15年或者20年，总有一天会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累计有一千多人次宣传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和建议，这是一种支援，我反感用“压力”这个词，用压力对方会不高兴。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可以做。 张千帆：你讲立法改进，可能在英美国家、西方国家改进立法有80%、90%的效果，在我们这儿可能是10%、20%的效果，但不能说没有效果，效果为零。

提问6：中国古话说“苛政猛于虎”，说改革开放30年是经济改革，下一步改革是政治改革或者宪政改革，中国目前宪法是82宪法，宪法主要管政府。我想问一下几位先生怎么评价中国目前的宪法史一纸空文、半纸空文？第二，你们对中国宪政有没有大致的时间表或者你们是乐观还是悲观？中华民国有军政、训政、宪政，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起码有一个盼头。谢谢大家！ 张千帆：关于时间表，很多人问过我多次。你讲的时间表得回到炎平讲的心态问题，你讲的时间表，要看习总脑子里怎么想，怎么盘算这个计划，能不能说等等？是自上而下的事情。这个思维两位先生都讲了，在我们国家不会实现，如果我给你时间表会发现最后那个时间永远不会到来。中国宪政也许有时间表，但这个时间表不在任何人手里，而在我们每个人手里，如果所有人不努力，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像炎平、熊伟这样的，做你们力所能及的、认为有意义的事，中国宪政不会太久远。 熊伟：我简单补充几句话，说时间表，你有没有时间表？ 提问6：我当然有我的时间表。 熊伟：宪政讲坛能够能够办多长时间？宪政一党是多党制，你说你有时间表，准备哪年组党？政府要有时间表就是政府开放党禁的时间表，宪政的最后结果一定是多党制，政府有一个宪政的的时间表关键问题是政府什么时间开放党禁，政改是上下互动、上下结合，不光是上面推动，下面也要推动，政府开放党禁，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组党，自己都没有考虑好，责任推到政府就要多思考。第二，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比如宪政肯定是多党制，现在多党制的条件是否成熟？现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的条件不成熟。我认为中国宪政要经过三阶段：一是民主法治阶段，在现有框架内一党执政，推动法律的完善，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这个公约的批准跟功业没有关系，并不是批准了中国一定要实行多党制，包括选举法律的，包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等，需要大家和政府一起推动，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发展基层民主。二是依宪治国，依照现行的宪法治理国家，还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这个阶段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三是宪政，89到现在要反思一下，在此阶段若盲目谈一些不太切合实际、政府接受不了的观点，可能是双输，比如89就是双输，赵紫阳下台，学生也下了，历史的教训要吸取，要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比如张老师做一些普法性的工作，林先生推动公民论坛等，我们做我们能做事，太遥远的事可以不要考虑。谢谢！

提问7：感谢各位老师奉献有关宪政方面的思想盛宴，两个问题：第一，您讲到宪政，如果与时俱进，中国过十多年可能是世界老大，那有没有比宪政更高的理念；第二，中西方对待利益冲突尤其对个人和集体时，有区别吗？实现公民社会，通过哪些途径实现？谢谢！ 林炎平：发明一个更加好的制度或者一个方式，这个梦可能做得太大了（现场笑），中国真正的文明史是三千年，对人没有真正的先进理念。突然之间GDP第二，接下去是第一，这不能说明问题，我们今天的GDP建立在西方生产力红利上，不要以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技术、真正的生产力是西方那么多年的民主社会创造的，由于我们的劳动力水平很低，劳动力价格很低，所以在西方无法实现的生产力红利涌入中国。就像一个池塘，自己搞，最后把水位搞得很低，水也臭了，外面江河湖海水位很高，有一个人把池塘通向江河湖海的水闸打开，外面的水涌入池塘。中国过去30年就是这样，外面高水位涌进水塘里，使开闸的人看起来非常伟大，他的确做了一个好的决定，但水塘的水位的升高不是由于他，而是由于外面江河湖海的水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激发出特殊的民族自豪感，觉得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观了。中国一直在创造新的价值观，一直蔑视自由平等，一直以食为天。在这个理念下，如果再创造一个价值观，还是这个，只不过会说“以食为天”比“自由平等”更好，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占领了全世界，肯定会把这样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但这并不说明我们的价值观好，而是说明一种落后战胜先进，历史上有这样的状况。 提问7：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追求的最高境界， 林炎平：全面发展，我希望要有一个定义：什么叫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在这里经常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比如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直在喊口号。就像我们的中医一样，艾滋病出来，中医嘲笑西医没有办法，我们中医有办法。现在西医有办法了，中医还是没有办法。这里不是说中医不好，而是以未明确定义的东西，以此对抗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倡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主意好，而是可以用它来抵挡普世价值，“它进来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抵挡它”。我不知道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马克思已经骗了好几代人（掌声），他所说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都是无稽之谈。

提问8：我的问题比较尖锐，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死了那么多人，算不算反人民罪？第二，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也死了很多人，很多房子倒了，很多房子没倒，为什么没有追究？上个礼拜张宏良到了保定，凌晨3点被保定警方驱逐出保定，这是为什么？还有茅芋轼老师在长沙被围攻，很多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为什么？ 张千帆：说明公民道路很远。 现场回应：学生宿舍是90%的坍塌，教师宿舍是部分坍塌，比如灯掉了，开一点裂，老师的宿舍没有问题。 张千帆：归根到底还是公民缺失，钱到底花在哪儿去了，为什么小学校舍造得那么脆弱，为什么政府大楼造得那么结实，还是公民问题。我想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每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当推土机到你家门口你能做什么？下次选举来时，在座会不会有人做一些什么？（现场：没用）是没用，但如果不出来选举，推土机会到你家门口。熊伟不只参加一届选举，在北京选举没搞成，跑到乌坎去，乌坎没搞成，跑到河北去，我很同意熊伟表达的意思，可能在座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事没有用、没有意义、没有结果，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急功近利，就是罗素总结的那几点，都在乎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眼前的结果，只要眼前没有结果就跟我没有关系，就会认为它没有意义，就不去做。这个思维跟公民相悖。在这个国家有几种现象：一方面在西单四君子呼吁，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很好。有些敢于站出来挑战目前体制的现状，但他们最后做的是白费的，因为至今没有看到对财产公开发挥作用，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在于每个人以食为天。 （现场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