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

庚子赔款——中国百姓受益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是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仇恨；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造福于国人的教育事业却不予提及，以免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当于现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国人从来没有被中国的教科书告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精神的中国新领袖，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12岁的詹天佑被选送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他日后设计修建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即“京张铁路”，使其被尊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在后来的学子中还涌现出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许多领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带领燕京大学由一间“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几乎家喻户晓，但却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其他历史事实便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进行抗日示威时，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无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 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被描绘成掠夺，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于是，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让租界的屈辱，无视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动荡归结于西方的洋枪洋炮，而不正视近代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正是源于西学西风。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一如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经过“文艺复兴”复生的“人本主义”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这些理念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适的。不管西方那时的“文化侵略”有什么缺陷，西方都没有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无法质疑其结果。诚然，即便从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诸多善举却乏恶可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限于庚子赔款的钱，也不只从庚子赔款才开始，也绝不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师范学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关系不小，而和美国关系更大。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初到太谷时还是半大小子，当时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美国被描绘成恶魔、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和宣传大相径庭的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学校。当时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庚子赔款没有关系，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美交恶，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煽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把所有历史上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实，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东渡的鉴真非常相似，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的更多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 后来有人把这样的文化交流描绘成文化侵略，显然是一种有悖道义和逻辑的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这样的说法，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国。按照他们的逻辑，鉴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会有好名声，前者对日本进行了“文化侵略”，后者对印度进行了“文化盗窃”。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才变成了物化的冲突。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井陉到山西阳泉这段路是全程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大学年代每年数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耳边响起赞颂平阳公主的诗句“战马萧萧不下鞍，金鼓声声剑光寒。平阳公主应犹在，威名永镇娘子关。”眼前一片悲凉的山峦叠嶂，列车艰难却平稳地驶过，这一切将久远时光的唐代和遥远空间的法兰西，极具反差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当然，历史上港英当局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冲突中的“沙田惨案”负有责任，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不管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时，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公正地说，西方在华夏的过错，远远不及国人自己对同胞的伤害。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争先恐后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以“大道”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发不了财的人更多。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曾经是贫穷渔村的上海却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那由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狭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这条航线海拔很高，险峰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飞机在飞行中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飞行队被中国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队损失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美军飞虎队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所抵达的远离故乡的居住地，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善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的的确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繁荣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是精神的进步文明。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

谁是残害中国人的元凶？ 但是在中国大陆，曾几何时，只要一说到西方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等等字眼，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如此情绪使得国人很难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其实，一些国人用来贬低别人的描述，也是华夏曾经的所作所为。华夏曾经也是“帝国主义”，“中华帝国”源远流长，周边的越南朝鲜就曾经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在一些地区成功了，比如今天的中国境内；但是在一些地区失败了，比如越南和朝鲜。于是，“侵略”便成了朝鲜和越南用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行为。 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当年唐朝的李世民、蒙古的成吉思汗、满族的努尔哈赤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要在自己强大的时候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在历史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以上那些中华帝国领袖所代表的帝国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掠夺”和“侵略”伴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因如此，他们的“掠夺”和“侵略”通常带来的不是野蛮，而且是文明和繁荣。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地图，在所有西方人“侵略”和“掠夺”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统治和管理的地区，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这不是一个巧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澳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太平洋岛国），等等。我在这里没有列入欧洲，因为那里是现代“侵略”的发源地。实际上欧洲版图和国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吞并和征服中形成的，因此欧洲本身也是西方人首先“侵略”的地方。 西方真的在中国没有干过坏事吗？现在我们就留下了圆明园了。也许这是唯一的西方人对中国做了的坏事？在谈到圆明园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满清在华夏大地制造的一些惨案，而这些惨案通常是国人极不愿提起的，即便提起，也支支吾吾、欲语还休。但是，让我们用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从“扬州十日”开始说起吧。 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叛变使得满清轻而易举经山海关进入中原，整个中原的百姓就要遭殃了。1645年5月13日，清军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明朝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拒绝清军招降，决定坚守扬州。 史可法凭借葡萄牙重炮在守城的开始占据了优势，但是满清将领多铎指挥士兵不惜代价，在成百上千的人死伤后，攻陷了扬州城。史可法自杀，但没有致命，随后被清军俘虏。多铎“劝说”史可法屈服遭到拒绝，于是下令杀害史可法。接下来的十天，就是所谓的“扬州十日”。“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魏斐德在 《洪业 ― 清朝开国史》中这样描述。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任凭那些已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的摆布。20日入夜后，清兵的兽行开始升级了，到处是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被害人的嚎叫声。次日，清军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就被抓了起来，分成数十人一堆，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清兵就开始用长矛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 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弥漫，尸陈街巷。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甘愿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以期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任何被抓住的女人，都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市民们争先恐后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为的就是干这样的差事可以活命。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扬州的百姓，已经闻风丧胆，只要一个清兵出现，成群的扬州百姓立即坐以待毙，无人敢逃。 惨烈如斯，令人不忍卒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繁华都市，在短短的几天内便化为一座死城。而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则将屠杀中俘获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了满清皇帝顺治及摄政王多尔衮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我不知道80万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是，“扬州十日”的惨烈绝不亚于日寇的“南京大屠杀”。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当时流寓在江南一带，也在所著的《鞑靼战纪》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此书于1654年在欧洲出版，大概是最早向世人揭露扬州十日惨剧的。而在华夏，由于清廷坐稳天下后，大兴文字狱，诸多描述清军暴行的书籍被禁，这场大屠杀在它的发生地反而被逐渐淡忘了。 现代的中国人，还有几个知道“扬州十日”？还有几个记得史可法？正直的人们，不管你是否中国人，都请记住这个名字 ― 史可法。这是一个被刻意忘却的英雄，甚至被描绘成阻挡民族统一的小丑。奴才只牵挂得势的新老爷，绝不记得失利的旧战友。 民族英雄史可法 这场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又一个大屠杀接踵而至。这就是同样被我们遗忘和回避的“嘉定三屠”。如果说，“扬州十日”是满族人亲手所为，那么“嘉定三屠”就是满族人借汉族人的手，由汉族人自己所为。 扬州屠城之后，百姓对清军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当清军进逼南京时，弘光皇帝出逃，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主动降清，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20余万兵马束手投降，清军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更使江南士绅民众坚信归顺满清是最好的结果，而抵抗的结果是毁灭。汉人已作好心理准备，在风平浪静之中改做满清的臣民。钱谦益劝多铎：江南民风柔弱，不必用兵就可以使得人民归顺清朝。此话不假，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 但是，这风平浪静却由于清廷忽然下的一道“剃发令”而变成暴风骤雨。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这一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此人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但并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看到了时来运转的机会，成了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子提拔之恩，孙之獬主动剃发着满装。但他那副打扮，不仅没给他上朝博得满堂彩，而且既被汉人官员鄙视，也被满人官员嘲讽。恼羞成怒的孙之獬立马上了一道奏章给清廷，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孙之獬很明白地把中国和满族对立起来，而且强调了如果满族要彻底征服中国，必须彻底消灭中国的传统，因此在服饰和礼仪上必须归顺满族。 这对于遵守儒家礼仪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晴天霹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要把保留了千年的汉唐衣冠发型改成蛮夷的式样，前额剃得光溜，脑后梳一根“猪尾巴”小辫，无疑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汉民族情感和文化上的严重伤害。江南纵然“民风柔弱”，也不堪忍受如此践踏。剃发令一下，江南各地便掀起了抵抗热潮，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 而清廷毫不手软，为了强迫汉人接受满清野蛮的发型服饰，他们以明朝降将李成栋为统帅，先后对嘉定实施了三次残酷的大屠杀。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一路上奸淫杀烧。抵达嘉定，他下令屠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清军果然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其实是前明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要财物，随手一刀，至被砍人献出金银才欢跃而去。不如他们意的，必被砍三刀，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最后，这五千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李成栋发现嘉定居民仍有反抗，于是再次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将军吴之番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这是“嘉定三屠”。 经过这三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成栋终于在尸山血海上插稳了“剃发易服”的旗幡。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中原人被迫在暴力和强权下屈服，梳起了那根代表满族文化的辫子，成为大清的顺民。李成栋也因此“赫赫”功劳，受到清廷的一再提拔。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制造的许多惨案中的两例而已。此外还有江阴屠城，满城杀尽，尸如山积，共计城内死九万七千余名，城外死七万五千余名。幸免于难的江阴遗民只有五十三人。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 广州大屠杀，“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一笔又一笔的血债，罄竹难书。若干年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但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满清对于其他民族的屠杀也毫不逊色，准噶尔盆地大屠杀就是一例。在蒙古人各部落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1755年，乾隆派清军征服新疆（回部），同时对蒙古准葛尔部实行了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即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他决心用亡国灭种的大屠杀来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部的回部（维吾尔人），于是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于是称之为“新疆”。 对于清军屠杀准噶尔人民的问题，中国国内研究者大多予以回避，很少有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文章。有些文章即便涉及到也竭力淡化甚至予以否认。如果想要从清史中找到这些信息更加不易。一些中国的学者淡化甚至美化了这场大屠杀。《西蒙古史》中有这么几段文字：“乾隆制定了稳定的安抚政策，并在进军中严格贯彻执行，因而深得人心”。靠斩尽杀绝得人心吗？ “在战争中发生杀害一些受裹胁或无辜百姓之事是存在的”。这轻描淡写的“一些”可是几十万人啊！“由于清政府执行了安抚政策，使准噶尔人民免除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去向有了归宿，生活有了出路，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归宿和去向在哪里呢？实际上只有那些逃到了俄罗斯等邻国的准噶尔人才免遭屠杀，也许准噶尔人都让清廷安排到俄罗斯去了？“那种认为清政府把厄鲁特各部人民杀尽斩绝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类“此地无银二百两”的表达更加让人赞叹他们粉饰和歪曲历史的勇气和决心。 历史记载却和这些美化清廷的表述大相径庭，《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准噶尔可能投降的部众如此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前线将领忠实地执行了乾隆的旨意，报曰：“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 毫无疑问，清军对准噶尔的大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孤立的行为，而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严格执行的统一行动，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这场大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遭到了灭顶之灾，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 “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 我们今天可以公正地评价乾隆，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粉饰历史，更加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在“统一”的旗号下，任何罪恶都可以粉饰成民族大业的必须。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成吉思汗》也成了成吉思汗统一大业的赞歌。成吉思汗对于周围各个民族，包括对华夏民族的杀戮就成了统一大业的伟大步骤，满清对于周围民族的杀戮也成了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而那些抵抗这些杀戮的民众却成了阻挡历史前进和妨碍统一大业的小丑，他们十恶不赦，于是屠杀他们就理所应当。 这些人和“历史学家”也必定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赞颂日本天皇和日本侵华战争，只要最终日本成功统治了中国。对于这些人和“历史学家”来说，由日本统一的中国要远远比蒙古和满清统一的中国更值得称赞，黄海、渤海、东海、日本海、南海，都成了统一帝国的内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都纳入了统一帝国的版图。这个由日本统一的大中华帝国将远远比蒙古统一的中国要强大，当然也比满清统一的要强大，既然他们可以赞美蒙古和满清，他们理所当然更赞美日本。 清帝国对外的扩张始于自己的老家，现在的东北，其向南吞并了中原，向西吞并了西北和西南，但是向北却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康熙以前的俄罗斯还不强大，无奈之下和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称作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其实根本就没有中国的什么事情，条约上连中文都没有，只有俄文、满文和拉丁文。满清和中国的条约大概只有“扬州条约”以及“嘉定条约”，这些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条约”是在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的象征。 满清向北扩张的手段与其在中原的做法并无二致，但是满清这时所碰到的对手却不同了，俄罗斯比准噶尔强大，没有被满清屠杀贻尽；俄罗斯人比中原的汉人更加执着，并不会因为害怕屠杀而梳起“猪尾巴”俯首称奴才山呼“万岁”。俄罗斯的顽强使得清帝国在那里玩不转了一直在中原很灵光的把戏。此后，等待清帝国的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大小小的俄罗斯“史可法”们的打击。于是满清就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满清也和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倒是中国在精神上的曙光。如果没有这些“不平等条约”，国人还必须忍受脑后那根猪尾巴更久，也许永远，也许国人永远要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对于很多国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如此，他们已经做惯了奴才，有朝一日眼看奴才做不稳了，反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国人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自尊可言，经过满清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更加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户籍制度和文字狱，把国人的心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国人头上的辫子梳起来了，前额的头发剃掉了，长袍马褂穿起来了。在俄罗斯向西方学习，把服饰换成西式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演的却是这样一出丑剧。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征服了周围相对先进的民族，这就足够丑恶了。更加丑恶的是，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内心被迫生长出一种对于正义的默然和仅仅对于强大的膜拜。真理，对这些人已经不重要了；正义，对这些人来说已经淡忘了；唯有强权，成了这些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圆明园质疑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圆明园这个话题了。1707年，也就是满清入关制造这些惨案60余年后，一座专供皇家享乐的园林在康熙年代的北京郊区初具规模，康熙后来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四子胤祯，亦即后来的雍正。乾隆继位后继续大兴土木，历经嘉庆、道光，转眼到了咸丰年间。1860年的圆明园已经是一个超过5平方公里的硕大皇家园林，这时，距离“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经有两百余年了，国人的辫子已经梳得很自然踏实，奴才也做得滋润稳当了。当然，春风得意的是满清朝廷：被奴化的广大顺民、被征服的辽阔疆界、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有，这争奇斗艳的园林，啊！一切都是这么美好。 不幸的是，洋鬼子来了。清朝统治者一想到洋鬼子就感到深受威胁，那汉人对大清奴颜婢膝俯首帖耳，但是这些洋人既不下跪还气宇轩昂，这不是天朝大祸的开始吗？不杀一杀洋鬼子的威风，这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而建立起来的美好的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满清确信，要按照征服汉人的办法来让洋人臣服，既然杀戮这办法对汉人好用，对洋人也应该一样好使。 1860年8月的一天，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使团成员，在通州城外被清廷的僧格林沁部队恶意扣留。他们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德诺曼先生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 他们这样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30英里，关进了一个城堡的牢房，他们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坏死，化脓长蛆，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死后三天，他的尸体才被挪走。 又过了两天，德诺曼在同样境况中死亡。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铐。 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Mr.Boulby） 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湖有庙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就是圆明园），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殴打，三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死亡。几天以后，波尔比等人相继死亡，死状与安德森中尉相同。 另外，一名英国军官巴巴松上尉和一名法国军官德鲁克，在八里桥被斩首，尸体抛在运河中，三人因伤重而死，几名印度兵饿病而死，其余的被捆绑虐待而死。 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39人，活着回来的只有19人。运送死者的棺材到来后所呈现的令英法联军十分愤怒。波尔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的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手掌发黑坏死、化脓长蛆、白骨外露。等最后一批约13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亲王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退兵。 英国人正在悲愤之中寻求报复的办法，但是恭亲王俨然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这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心有不甘，绝不愿就此饶过满清政府。他们要找一个让清朝皇帝永难忘记的报复办法，否则，等到联军退走，清朝皇帝更以为天朝威慑洋人无可奈何。最大的担心是，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很可能会受到类似对待。权衡思量之下，圆明园就成了报复的首选目标，因为幸存者讲到，那个虐待和杀害他们的地方，就在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也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若干被扣人员的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他们的地方！ 额尔金写道，他曾经考虑过几种惩罚办法：“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偿还，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破坏和约的罪犯，被交出的很可能是一些替罪羊。推断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1860年10月17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英法分别为30万两和20万两。恭亲王很快同意支付恤银，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退兵的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挽回英军烧园的决心。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1860年10月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致词。第二天，公元1860年10月18日，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在为其战友复仇的强大动力驱使下，冲向满清皇室的后花园——圆明园。 绝大部分国人对于圆明园事件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于圆明园事件的理解就如同一部由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香港导演拍的电影：一群匪徒，把圆明园抢劫后烧掉了，马上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几根孤零零的石柱和散落在地面的大石头。既不给出真实的起因，也不提供真实的结果。我当时就看过这部片子，始终搞不明白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动机，那电影对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而事实远非如此，经过也要复杂得多。 首先，圆明园被抢劫和焚烧后并没有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焚烧后还有大部分的建筑是没有受损的。我在1980年代读研究生时曾经到圆明园参观，那时参观圆明园的人还很少，园内冷冷清清。我看到了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头和尚存的残垣断壁，觉得这种野蛮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又想，难道一把火就会烧成这个样子吗？我在圆明园的实地解说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令我吃惊的是，在园内的说明书上明确记载，圆明园焚烧和抢劫后，大部分建筑还是完好的，除了一些容易拿走的细软，园内文物被掠走的不多。显然，圆明园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后来许多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稍后来说这个问题。 其次，圆明园被烧的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对于清朝皇帝野蛮行径的报复。本来清廷以为西洋人和中国人一样，只要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样杀戮，就可以使之屈服和恐惧，从而服从和归顺。但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洋人不是中国百姓，他们不会就此屈服，然后山呼万岁。相反，他们对于清廷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咸丰知道大错铸成，自己丢下京城，落荒而逃至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他的“庙”是没法跑的。洋人并没有拿中国的老百姓出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事件和普通百姓并无关系，所以他们后来的报复完全没有针对普通的国人或城市，他们选择的报复目标是可以让满清皇帝记得住痛苦的皇室后花园——圆明园。 圆明园遭到报复性的焚毁和抢劫后受到一些损坏，但是总的程度并不严重，因此咸丰还要重新修葺，甚至后来慈禧还想过恢复圆明园的昔日风光，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慈禧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颐和园。这样圆明园就被弃置了。 但是圆明园的大部分金银、雕梁画栋、各种石雕、各种工艺品都还在。于是就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抢劫。这时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破坏，完全是由中国人（包括满族人和汉人）自编自导的闹剧，和西方人并无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洗劫圆明园的是清朝的高层，随后是八旗子弟，再后来是小官吏，最后是普通百姓。亦即，圆明园的绝大部分洗劫是自上而下地由满清的臣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先洗劫的是细软，越到后来越是重物，最后就是那些雕梁画栋和石头，洗劫的最后，百姓车拉驴驮，把圆明园最后没有被高官和八旗子弟洗劫掉的进行最后的清理，直至仅仅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非起重机不能搬运的东西。如果检查北京的各处，有的四合院铺的石头就是从圆明园拉来的。 大多细软和文物流向了更加广泛的民间，当然包括国外。绝大部分圆明园文物是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其中就不乏清朝的官员和八旗子弟，还有的根本就是老百姓自己干的。当看到圆明园遗物时，可以想象，这些遗物绝大部分极可能是清朝的高官所洗劫后转卖的，而那些笨重的圆明园遗物，则肯定都是国人（包括高官、八旗子弟和百姓）之所为。你可以按照遗物的重量就知道是哪一个阶层的国人干的。 不久前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发现了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原来在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石雕喷水鱼。当时网上还群情激昂，嚷嚷要把被外国人抢走的宝贝都要回来。但是，这石雕鱼并不是外国人抢走的。这个价值连城的喷水鱼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发现的，显然不可能是法国士兵或英国士兵从圆明园里抢了出来又扛回到北京城里的四合院里。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通的。事实的真相是，老百姓把原本属于圆明园的宝贝“顺”到了自己的家里。 当然近水楼台的高官和八旗子弟就不屑于“顺”这些石头了。2009年初国外拍卖圆明园铜鼠首和兔首的事件在华夏渲染得沸沸扬扬。主流媒体拿出它一贯胡说八道的看家本领，宣称“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掠走了这十二个青铜兽首，致使国宝流失海外140多年。虽然目前已有5座铜像经各种渠道回到祖国，但圆明园和这12座青铜兽首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 首先，这些铜像仅有区区250年的历史；其次，它们是由意大利人朗士宁设计和制造的；再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虐杀无度和制造“文字狱”的皇帝后花园里的装饰品；最后，它们并不是由英法联军掠出圆明园，而是由于那些达官显贵和八旗子弟的手笔，它们才从圆明园消失的。当时的英法联军至多仅仅毁坏了一些园内的建筑，拿走了一些细软，这些在当时并非文物古董的兽首铜像绝不是英法联军所感兴趣或者容易拿走的。它们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喷水鱼一样，都是日后被自上而下的中国官吏和百姓最后扫荡干净的。然后由他们卖给了民间，辗转到了海外。 那些大骂“兽首”被拍卖的国人和那些趁火打劫彻底洗劫了圆明园的国人在心理上是同样一些人，他们自相矛盾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在于他们对于文明的蔑视和仇恨的崇尚。他们在砸烂文物时候的激情澎湃和叫嚷归还文物时候的热血沸腾都源于无端的仇恨和敌意。 现在我们应该理解了，圆明园沦为今天这样子，英法联军仅仅是一个序曲而已，正剧是中国人自己演出的。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历史的真实。国人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外人，其实中国的所有严重的问题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那些把圆明园和其流失的艺术品说成是中国“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慷慨激昂地利用“圆明园”和“兽首”宣泄仇恨的人，目的绝非“爱国”，而是“仇外”。他们面对真正的千年古迹被破坏贻尽时的无动于衷、甚至兴高采烈、甚至积极参与，足以说明他们对几个区区两百年的由意大利人为一个泼血的朝廷所制作的后花园饰品的大做文章的愚不可及和别有用心。 如果我们要把圆明园作为一个教育基地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教育人民如何正直，而不是从高官到百姓的万众一心的趁火打劫。为什么雅典卫城废墟的石头没有人去偷？人家已经废墟了两千多年了，那些石头都还在。我2008年去看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一部分修缮结果。那些石头都是在废墟遗址现场找到的。而圆明园才区区一百多年就连大石头都不翼而飞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民众普遍的作践自己的行为以及把自己的恶劣行径嫁祸于人的伎俩才是我们的圆明园遗迹更加需要谴责的。 依然屹立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 杭州雷峰塔的遭遇和圆明园有几分相似，其倒塌的主要原因是百姓常去塔基那里挖一些土和砖回来以“镇宅避邪”。本来白蛇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和被迫害的弱者，抗争失败后被代表权势的法海用雷峰塔将她永久镇压在下面。因此，雷峰塔就是恶势力迫害弱小的象征。但是，百姓却把这样的象征拿回家去顶礼膜拜和避邪，他们要避的是什么邪？无非是要让自己在强大的恶势力庇荫下苟延残喘，以期避免和白蛇一样的下场。他们在崇尚恶势力的同时，又破坏了古迹，如此双重的道德犯罪，也许只有在华夏才可能名正言顺蔚然成风。原来的雷峰塔终于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在1911年倒塌了，现在的雷峰塔，是一个几年前新造的“古迹”，以其不伦不类的辉煌掩饰着这历史的伤感传说和百姓的怯懦行径。 正是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弱小的蔑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才能都被国人很容易地遗忘了。今天，当年誓死守卫扬州的史可法的事迹和大屠杀遗迹即便在扬州也无人问津了，江阴民间浴血抵抗满清入侵最后全城被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遗迹早已无可寻觅。而这些，才应该作为教育基地，那里，才有中华民族的惨痛和需要记取的历史。 义和团的愚蠢和罪行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庚子赔款”和其原因“义和团运动”了。在中国谈起义和团运动时，并没有完整地描述这一事件。“义和团运动”由民间发起，但确有宫廷背景。义和团被清廷所利用，最后又遭到了清廷的抛弃。对于义和团运动，国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甚至胡编乱造，从而使得这个事件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需要。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民运动和愚民运动。 义和团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的伤害，远远多于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的伤害；而义和团对于中国人的伤害，更加远远超过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伤害。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的伤害几乎不存在。比如西方在和满清的冲突中，刻意避免了可能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 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义和团运动的话，可以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运动”。这两个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历史这样轮回，不得不叹惜中华民族近代的不幸和不争。愚昧与残暴，同是“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将义和团比作红卫兵，认为是迷信和暴力的象征，我觉得非常贴切。甚至红卫兵借用了满清迫使国人的剃发，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剃成阴阳头，一侧光溜，另一侧留长发，这和满清强加给汉人的前面光溜，后面一条猪尾巴有异曲同工之“妙”。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民间的秘密会社，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其中掺杂大量反科学反理性的愚昧成分，因此他们先天就对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另外，满清数百年的愚民政策使得普通民众无从获取知识，造成了普遍的愚昧，从而对外来事物不解，进而充满恐惧和仇恨。很多人相信照相机会摄走人的魂魄、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心肝修炼邪术，不一而足。于是，教会成为人们敌视憎恨的对象。加之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传播知识，例如西医等，对华人社会的某些陋习如纳妾缠足等多有抨击，这也为守旧势力所不容。 愚昧必定导致仇恨和残暴。义和团就是这种社会风气达到了极致的后果。义和团对于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充满敌视，务必除之而后快，西方人被称为“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称为“二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里面会讲洋话的，用洋货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称之为“三毛子”到“十毛子”不等，统统列入异己。既然是异己，那就不必客气，或抢或杀，决不姑息。于是必然导致滥杀无辜。很多时候已经无法分清他们是出于敌视才行凶，还是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义和团对无辜平民施暴非常普遍：“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西巡回銮始末》） 义和团的这一极端仇外心态被慈禧太后所利用，用来对付当时正令她头疼不已的西方人，那些由奴才组成的义和团当然不会错过被主子欣赏的绝好时机，于是欣然从命，为“大清一统靖江山”充当急先锋。当义和团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认可，进入北京后，暴行愈演愈烈，奸淫掳掠，滥杀无辜，导致北京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庚子国变记》） 他们凌虐妇女，将活人肢解活埋，甚至对利玛窦、汤若望等曾对中西方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死人都不放过，掘墓鞭尸无一幸免。《西巡回銮始末》中如此记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北京外，义和团在河北、山西、浙江、内蒙古和东北等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如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当时在内蒙古传教，被铁索横穿肩骨，关在囚笼里，到处游街，最后处死。正是因为中国境内频频发生教民被杀事件，引发各国抗议，而慈禧太后知道西方各国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江山，便招安义和团，向各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急剧膨胀的仇外情绪和极其低下的民族自尊一脉相承，并且极易被统治者愚弄利用。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场绝非理智可以解释的运动。他们也许还记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是他们既没有反抗这些惨剧的始作俑者的胆量，也没有能力。于是积淀的仇恨就发泄到了各种没有多少势力的团体身上，比如传教士和教民这样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群。这些人群被义和团定为迫害对象的理由是，他们是异己，他们被清廷痛恨，并且他们没有自卫能力。通常，奴才选择的宣泄仇恨的对象和迫害对象，都符合如上条件，亦即，被迫害者必须是弱者，必须是主子不喜欢的人，也同时是异己。如果不是异己，那么就把他们打成异己。 于是在清廷的煽动下，在慈禧太后的默认下，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高喊“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及中国基督教民进行了大规模群众暴力。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大约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很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也死于义和团之手，数量远超被害教民。仅北京死于义和团的就有十数万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北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全被烧光，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灭之而后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情况。日后文革时的破四旧，对文物古迹砸烂毁尽，即与此一脉相传。 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暴民运动和大屠杀，才有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时的慈禧，和当年的咸丰一样，仓皇出逃。这才有了次年，亦即辛丑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庚子赔款”等后续事件。这些来龙去脉本来一清二楚的事件，由于人为的原因，居然被偷梁换柱，弄得扑朔迷离，唯有把对西方的敌视，渲染得家喻户晓。无限放大的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庚子赔款对中国人民的羞辱，略而不谈的是各地义和团的罪行和清廷公开悬赏杀人的起因，只字不提的是各国用庚子赔款兴办学校医院的善举。这不能不说在舆论宣传上是偏颇的。 教科书上美化义和团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却在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出处，能找到的倒是类似以下充满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歌谣： ……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这些奴才要帮助主子来“大清一统靖江山”了。这些曾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诸多满清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现在要为满清的江山不择手段了，包括虐杀无辜的西方人、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教徒同胞、无辜的妇女儿童，以及“紧急破坏大轮船”。我们从这些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群头上冒着傻气、眼里露着凶光、心里怀着仇恨的明火执仗的匪帮。 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感叹：“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这是当事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和对中国百年来民间迷信思潮的反思。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陈独秀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指出：中国若要进步，“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没想到几十年后风水大变，义和团运动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些荒唐的咒语，那些冤死的鬼魂，似乎不曾存在过。现在的很多“爱国者”，提起西方义愤填膺，提起康乾盛世却交口称赞，颂之为“千古一帝”，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仿佛“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大屠杀都不曾存在过。 1645年中国人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自己的头上不梳辫子，曾经以死抗争。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两百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将会为了保留头上的猪尾巴再次以死抗争，并且誓死捍卫那个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政权。可笑的是，两者都是以“爱国”的名义，难道时间和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今的中国教育体系，还在灌输学生如何仇视西方的近代。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别有用心地告诉普通的中国人，“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在西方这么多年，到过许多西方国家，交往过很多西方人，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有和普通中国人过不去的想法，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西方人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恶意。那些刻意煽动中国人恐惧和仇视西方的人，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用心险恶，或者两者兼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恩怨，应该留给昨天；历史的启示，则赠予今天。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公正和完整地陈述和评价历史，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理解：民族之间的敌意和阶级之间的仇视，都是病态，都不必要。 国人其实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的存在，国人的痛苦减少了很多。如果没有西方，也许今天国人还梳着辫子山呼“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叶赫那拉氏早已死了，但是她的衣钵和祖上的规矩未必就随她进了棺材，于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是必须要呼喊的。被山呼万岁的对象可能一变再变，口号或许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那情真意切发自内心的奴才式的欢呼却并不曾改变。 西方也许曾经是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敌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 作者 公民——中国从未有过的理念 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普适价值”的理念中，也许“公民”是一个同时集中体现了人和社会价值的理念——诞生于古希腊，沉寂于中世纪，再生于文艺复兴。她的命运就是社会公正和人的价值的命运。而作为法国大革命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这个古希腊价值的现代形象。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却是永志不忘： “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 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 “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他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 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 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毋庸讳言，“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中国就如同丰衣足食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 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自由一词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概念性缺失，其真正词意近代才诞生。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 “博爱”更在中国难觅踪影，其实“爱”本身，在中国也是非常近代才有的概念。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他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 墨子曾经提出了“兼爱”，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則乱。”墨子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不分等级的“兼爱”。但由于墨子的“兼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支持，注定不能独立生存。 孟子也提出了类似兼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破口大骂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可惜的是，墨子的“兼爱”呼声在即便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显得那么微弱。随着对“爱”还算重视的孟子的破口大骂，和之后对于孔孟和儒家的独尊，墨子的“兼爱”就寿终正寝了。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和此后几乎所有皇帝都奉行的礼教，注定了从未诞生“自由”和“平等”理念的华夏连“博爱”的幼芽也将夭折。在等级森严的礼教中，在残酷专制的制度下，“爱”的消亡是如此必然。墨子“兼爱”思想的悲剧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 在中国，对上的“爱”被恐惧和奉承所代替，对下的“爱”被威权和恩赐所代替，平等的“爱”被利益和客套所代替。因此，“爱”这个词已经不具备真正“爱”的含义，尚存的“爱”大概只有“宠物”对“主人”的爱和“主人”对“宠物”的“爱”了。离开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怎么看都像是以上两者。但即便这样，也比宣扬“仇恨”要好得多。毕竟，一个充满了即便再卑微“爱”的社会也胜过一个充满了高尚“恨”的社会。 正因如此，国人在面对舶来的“博爱”理念时，显得很局促和拘谨，更多的是拒绝。 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 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同于肉体的“爱”； 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 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的爱和对真理的爱，因此也可理解为激情的“爱”； 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 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 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 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人格的进步就是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搏斗的历史。而“奴才”，则最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它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 一个社会的终极进步就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从“奴才”走向“公民”。

奴才这样对待自由： 奴才不需要自由，他们要的是仰仗权势的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这和普适的每个人的自由背道而驰。他们自愿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权势，随着权势的旨意，他们可以一拥而上，可以一哄而散，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噤若寒蝉。他们在龙或者狼的阴影里得到了自身的安全和给予别人的恐惧，他们为此心满意足。他们为了更多地给别人以恐惧，他们需要让龙更加强大、让狼更加残忍。龙和狼剥夺他们的，他们从别人的恐惧中得到了回报。龙和狼迫害他们的，他们从迫害别人那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奴才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眼睛里没有人，只有主子和奴才。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而只是权力的附庸，因此也绝不把别人当作人。他们发誓要骑在别人头上，又要辛苦地把主子扛在脖子上。他们扛着主子一是为了用主子吓唬别人，二是主子的重压让他们感到踏实。因此，一旦脖子上没有了主子，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奴才一生都在寻找靠山。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强大的靠山，哪怕那个靠山是残酷压迫他们因此他们避而远之的。因此，他们哪怕就是远涉重洋，也梦想着当时他们逃离的国度可以成为他们在异乡混得好一些的靠山。 奴才绝不喜欢真相和真理，因为其将破坏他们营造的一切美好融洽的关系和利益。于是他们绝不喜欢公正，更不喜欢竞争，一旦竞争，那主子和奴才都做不稳了，那还了得？

奴才这样对待“平等”： 奴才痛恨平等，钟爱权势。在没有权势时，俯首帖耳，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于是，卑躬屈膝和专横跋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在奴才身上统一得很完美。他们在地位比其高的面前奴颜婢膝，在地位不如其的面前趾高气昂。对他们来说，平等是瞎话，要么主子，要么奴才，哪里会有平等？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别人都变成他的奴才，一旦他们成了某个程度的主子，他们就竭尽全力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才。由于奴才爱的只是权势而不是主子，于是在他们的主子垮台时也会对主子大打出手，那是绝没有了一点点过去的主仆情分。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 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可以成为主子而奋斗，但知道唯一途径，就是做好主子的奴才。只有做稳了奴才，才有前途。由于主子上面还有主子，于是奴才是注定要永远做下去的。做好奴才，是他们从历史和现实中树立的“颠扑不破”的信条。 奴才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背景，以便可以让他们在外面称呼别人“蕞尔小家”，俨然自己出于一个“泱泱大家”。但其实他们自己在这“泱泱大家”里不过是奴才和家丁，就是连说一句话也要看看主人的脸色，以免遭到一顿臭骂甚至痛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豪感”，在嘲笑他人为“蕞尔小家”中，俨然也“享受”到了一丝作“主人”的痛快。 即便离开“泱泱大家”后到某个“蕞尔小家”谋生，也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家”奴才和家丁的身份。由于远离主子而免遭痛打，便忘却了当时的疼痛，于是越发想念起主子来。那“臭骂”和“痛打”原来也令人梦萦缭绕，如今没人“打”没人“骂”了，这日子还真的不舒坦了。

奴才这样对待“博爱”： 奴才绝不可能博爱，因为他们只有利益，没有正义，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权势，因此依附权势者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那些越专权的，他们就越依附；越残暴恐怖，他们就越强烈尊崇。奴才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们恐惧别人，同时又在追求别人对自己的恐惧。他们忍辱负重，却也随时都在寻求把日积月累的仇恨宣泄给他人，把自己遭受的来自社会上层的践踏变本加厉地强加给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 由于权势在奴才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把来自权势的迫害看作是恩赐，而把来自平等的宽容和谦让看作是他们的特权。于是奴才对于迫害他们的权势者，报以俯首帖耳；而对于有恩于他们的无权者，却恩将仇报。 于是，奴才特别喜欢窝里斗，不斗清楚了主子和奴才绝不善罢甘休。不斗就分不清主子和奴才，做不稳奴才的日子是绝对不能过的。他们从来痛恨民主，因为民主不承认主子，而离开了主子的日子是无法过的。而当他们一旦成为主子，便绝不限制手里的权利，也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行善。 于是，他们缺乏“爱”，而充满“恨”。在主子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但是当主子要他们愤怒时，他们振臂高呼、声嘶力竭。奴才完美地结合了慷慨激昂和俯首帖耳，大义凛然和卑躬屈膝。这都是为了主子进行的表演，是满足他们奴才性格的一种宣泄。 奴才缺乏同情心，却热衷于他人的隐私，那绝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欣赏别人的痛苦。他们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别人的痛苦可以引起他们的快感，别人越痛苦，他们越亢奋。 奴才绝难忠诚，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利益依附于主子的权势，依靠后者他们最大化了前者。于是在主子还强大的时候，他们对主子顶礼膜拜，对主子效忠有加，但是一旦危险出现，主子危急，他们就立即树倒猢狲散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 总而言之，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反面。“为虎作伥”用来形容奴才非常恰当，从不幸的受害者走向卑鄙的害人者的经历，泯灭自己的良知为主子行恶，就是所有奴才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人，构成了“奴才”，这样的性格，就是“奴性”。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是“奴性”代代相传的表征。在她做媳妇的时候，备受婆婆的欺凌，可怜。终于多年以后她脱离了婆婆的管束而自己也成为婆婆后，不去改变曾经加害于她的规矩，却反过来用同样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方式加害于自己的媳妇，可恨。 如此奴性和奴才，导致中国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血流成河，过后社会却依然如故。世道没有变革，更改的仅仅是主子和朝代的名称。奴才，却一代又一代地真心实意诚惶诚恐地做稳了。 鲁迅一针见血：“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他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亦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于当时词义的不同，这里鲁迅用了“奴隶”而非“奴才”。其实，他要说的是“奴才”，因为“奴隶”是被迫的，而“奴才”却是自觉自愿的。 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人只是权势的附庸，而权势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于是，绝大多数人是极少数人的附庸，极少数人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子，“人”消失了，“奴才”和“主子”取而代之。但是，看似天差地别的“奴才”和“主子”之间并无人格上的差异： 主子＝ 奴才 ＋ 权势 在两边都减去权势后，等式变成： 奴才＝ 主子 － 权势 亦即，一旦“奴才”有了“权势”，就成了“主子”；而一旦“主子”失去了“权势”，就成了“奴才”。权势居然如此重要！于是在中国，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人格的蔑视成为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进而，为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对失去权势极度恐惧。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平等被践踏，而奴性和权势被弘扬。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培养奴才的学校，“合格”的“毕业生”源源不断供应到社会中来。他们的人生词典里只有“奴才”和“主子”，而没有“人”。在人格上，他们都是“奴才”，只是在对权势的追逐中，有的上升为不同级别的“主子”，一些沦为不同级别的“奴才”。 当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他们呈奴才相，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他们呈主子样。仍然是鲁迅：“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可惜，时代更迭，沧海桑田，国人的奴性却并不见消失。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积重难返的就是“奴性”。数千年的积淀，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 对丑恶的怜悯胜过对美好的同情；对谬误的姑息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对权势的屈服胜过对弱小的谦恭。 这样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太少情面，但确实是国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 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 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 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 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 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 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 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 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 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 11． 勇敢地面对逆境。 12． 说真话。 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14． 明智地理财。 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 16． 认识虔诚的力量。 17． 理解宽恕的力量。 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 19． 寻求善。 20． 追求真理。 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不通的老路 比起日本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朝，不仅没有西化的行动，甚至连西化的想法都没有。“西方”对于清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尽管早就有这个噩梦的兆头，但是直接威胁到大清的江山，还是始料未及的。康熙时代噩梦的兆头刚刚呈现，乾隆时代用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抵挡了这个噩梦的到来，慈禧时代虽然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她抵抗的努力甚于她的前辈。把慈禧称作反西化“勇士”绝不夸张，所有可能的抵抗她都做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可以接受汉文化，汉族可以接受满文化，两者却无一愿意接受西方文化。1861年咸丰经过“圆明园事件”的惊吓后驾崩，年仅5岁的同治帝继位，慈禧的垂帘听政就这样开始了。作为咸丰的配偶，慈禧理应知道“圆明园事件”的内幕和始末，作为同治帝的母亲，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权力之至高无上。因此，慈禧明白社稷有必要她也有能力进行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在慈禧垂帘听政开始后第6年的1867年才开始。同治在1874年18岁时就死了，根本就没有亲政的机会，继位的光绪是慈禧一手挑选的，她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大权独揽，慈禧就这样统治了48年直至去世。从时间上，三个短命的皇帝加起来也不抵一个长寿的“垂帘听政”；从力量上，三个性格廻异的男人合起来也不敌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慈禧对于西化抵制之坚决，甚至不惜完全断送她儿子光绪的政治生命，也许直接就是光绪的生命。如此“大义凛然”和勇猛顽强，遂令慈禧堪称后世反西化“勇士们”的“楷模”。“继承太后的遗志，发扬太后的精神！”这是发自每个反西化“勇士”心底的前赴后继的誓言，“太后啊！你走了，我们来！”也许他们嘴上不能这么说，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华夏的统治者不接受西方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其内涵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华夏的百姓拒绝西方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经被奴化到不再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勇气；而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则令人困惑，他们理应知道西方文化更深的内涵和对于华夏的意义。但是，即便就是像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和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李之藻、梅文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夜郎自大，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只是想用西方文化来给华夏文化做陪衬。这个想法肯定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太离谱了，就像用太平洋给西湖做陪衬一样荒唐。到头来，他们也两头受气，里外非人，公正的人显然对他们的荒唐嗤之以鼻，而独爱“西湖”的人则指责他们用“太平洋”来“寒碜”了西湖。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学并不真正理解，不过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他们的功绩值得肯定。但另一些居心叵测的“高级知识分子”则不然。康熙时期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御用知识分子”，是宫廷主管天文的监正，居然散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言论，听起来很耳熟，就像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人进而诬告汤若望，使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又诬告南怀仁，几乎再次得逞。但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身为宫廷“天文学家”，却算不准基本的天体运行，对比南怀仁准确预测的行星位置，此人终于败露靠嘴皮子和诬告过日子的劣迹。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毕业于鲁汶（Leuven）大学。这是一座古老的建于中世纪的大学，在布鲁塞尔东边不远的小城Leuven。我偶然去拜访这所大学和小城时，还不知道南怀仁就是这里毕业的。古旧安静的小城，居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平和的环境和高贵的气氛令人感慨宗教和科学最终不无争执的和睦相处。在宗教和科学的激烈纷争后，各执己见的愤然平息下来，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共存的意义。 与科学和宗教在Leuven的和睦相处不同，在中国，西方的学说受到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抵触。华夏可以死心塌地接受辫子和裹脚布，但是却容不下西方的观念和思想。本来，既然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在中国儒教和科学也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实际上却不行。这倒不是中国儒教的问题，而是社会现实和文化的问题，是民族性格和统治者心胸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何国人把外来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本来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受益，并且文化交流并不能导致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唐朝曾有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中国文化，这并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属于中国；唐朝引进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也不意味着华夏就归属了印度。文化交流并不能看作是侵略或者皈依。但是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华夏文化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华夏的属国，朝鲜是这样，越南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应该是这样。于是，他们的恐惧也恰恰来自于此，因为如果以上逻辑成立，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就使华夏成了西方的属国。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加上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使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充满了恐惧。 于是，向西方学习对于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有着巨大障碍。哪怕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也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祖上就有的，只是“失传”了而已。国人是好学生，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的学习能力出奇低下。一个能把一条强加于自己的“猪尾巴”留在脑后长达两百多年并且誓死捍卫的民族，却对于新的显而易见的道理置之不理甚至顽强抵抗。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这辫子剪掉之后，内心的辫子还依然如故，一有时机，这根“猪尾巴”就会露出来！ 如果把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清朝，也不公平。清朝的残酷统治的确进一步摧毁了国人的道德体系，但清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统治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应该对此负责。至少从秦朝开始的统治者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然而，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西化并不等于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明朝开始的“西学东渐”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的西化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只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而已。尽管这样，中国在物质上的西化和表面上的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夏自己的文化。

和国际接轨——邯郸学步 中国今天城市已经没有了传统特色，城市建设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跟随了和照抄了现代的西方，只是这样的照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只有表面而没有实质。一些值得保留的旧城在以“现代化”为借口的急功近利中消失了，比如北京的老城和杭州的老城。中国现在的城市更像是给汽车建的，而不是为人造的。宽阔的马路，给汽车的行驶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但那因拓宽马路而铲除的寻常巷陌，也使得昔日曾经的人居环境荡然无存。 比如拿杭州来说，本来的旧城区确实老旧，翻新后的新城区完全不见了老城区的踪迹。原来狭窄的小巷子并不适合汽车行驶，但是对居民来说不无方便。而新城区的宽阔马路款待了汽车，却未必对居民有好处。城市中心成了汽车的集散地，噪音和废气使得居民的环境恶化。 而立志“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日本，却相当好地保存了日本城市的风格，我在日本的小城成田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确信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和古朴说再见，“西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 中国喜欢说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一千年以上的建筑都不容易找到了，而两千年以上的就只有地下的坟墓了。而在欧洲，却很容易看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和有数千年历史耸立的古建筑，而废墟就更加不胜枚举。巴黎旧城保留完好并非完全归因于其坚固的石头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巴黎旧城里现代化建筑非常少，绝无仅有的是类似蓬皮杜中心和蒙巴拿中心这样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巴黎。巴黎的马亥（Marais）区更是保留旧城区的典范。 巴黎的新城在旧城外面，如果以凯旋门为中心的话，卢浮宫在凯旋门城内的方向，而其反方向相等距离的城外，就是著名的巴黎新城——防卫区（La Défence）。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反映了当时潮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念都淋漓尽致地在防卫区中得到了体现。有的至今还不失时髦，有的风光已过。防卫区所体现的理念和巴黎老城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对于“现代”和“经典”的解释。我从巴黎圣母院（图1）开始步行，经过卢浮宫（图2），穿过协和广场（图3），沿着香舍丽榭大道（图4），抵达凯旋门（图5），再漫步到巴黎新城防卫区（图6，图7），这10公里的距离，也许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征途的缩影。当我抵达防卫区后，赞叹之余，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的老城。这也许就是人类今天的心态：在“现代化”的美梦成真后，立即发现，其实，那经典的美却是更加永恒和持久的。那时髦一时的很快就会老去，而那古旧的经典却青春永驻。 图1 巴黎圣母院 图2 卢浮宫 图3 协和广场 图4 香舍丽榭大道 图5 凯旋门 图6 巴黎新城防卫区 图7 巴黎新城防卫区新凯旋门 在北美，历史尽管相对短暂，但是仍然将旧城的保护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波士顿，在古旧的街景背后是崭新的现代设施，旧的门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又不失古典的风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整个老城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图8），面对圣劳伦斯河，老城和老港似乎讲述着这个新兴国家数百年来的历程。石块铺就的街道并不青睐现代的车辆，而亲切地把人们带回到数百年前大工业时代的前夕。蒙特利尔新城紧挨着老城，给予老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衬托出老城更加深远的底蕴。现代和古典、时髦和经典、今天和昨天，新城和老城就这样比肩并立，有心的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她们之间的眼神和微笑，听到她们彼此的耳语和叹惜。 图8 蒙特利尔老城 国人没有直面废墟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欣赏废墟的深刻和感悟。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安慰，这在废墟中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这在废墟前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是上苍的庇护，这是废墟无法做到的。 如果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就是西化的象征的话，那么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西化了。一些玻璃幕墙包裹的大楼在低纬度地区本来完全不合适，环境气温和夏季阳光使得这样的大楼即便把空调开足也无法抵挡玻璃幕墙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些大楼的设计者和欣赏者之所以青睐这样的生吞活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由于急于在形象上西化，既非这样的大楼适合他们地区的气候，亦非这样的大楼符合他们的用途，而是其形象体现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他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和西方“接轨”了。 上个世纪中期的大屋顶建筑，以及最近到处照抄西方现代的大楼设计，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觉得如果不保存民族特色，就不中国了；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不抄别人的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在时代和民族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无可救药地认为时代和民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在混乱的逻辑中，最后即得不到时代进步也丢失了民族传统。在由直接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而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只能陷入对于历史的忘却和对于现代的恐惧的不伦不类的泥潭。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建筑，我们创造了她们，然后她们影响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理念将无可避免地体现于其建筑，而这些建筑，将毫不留情地重塑这个民族的性格。在急功近利和生吞活剥的建筑形式中，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和对于产生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恐惧心理同时体现了出来。 现代国人的婚礼，更是一个无法自洽的场景。绝大多数新人都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婚纱和礼服。对于婚纱这样完全西式的服饰，国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如同恋爱自由一样，婚礼穿什么就更加自由了。但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基督教的新人也要选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就多少令人疑惑，因为，正是这些人，对于“西化”也同样恐惧。 一些西方的节日，被许多国人急不可耐和囫囵吞枣地引进来，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其实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的含义。比如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西方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表达“互相尊敬的爱意”的节日，这样的表达可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也可以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长辈晚辈之间的。但是在中国却被歪曲了，只成了情人之间的了。 这不禁令我想到在太行山时的一则趣事，一位被村民尊为学究的老汉把“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大大地写在了打谷场和仓库多处。问其用意，曰“成功了，吉利了，不要忘记当时的出力流汗。”我当时比小屁孩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也忍俊不禁。 这些不理解内涵的向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和国人的内心价值观念相比，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国人在一种两难境地中的挣扎。一方面，国人对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和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模仿意向，但是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偏见使得他们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文明时却恐惧万分。这恐惧最初不是民间的，而是慈禧太后式的，但是长期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宣传，加上传统文化的缺陷，使得国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精髓的接受上和对西方文明形式的追逐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对前者恐惧万分，而对后者趋之若鹜，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延续。这样的延续还没有尽头，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尽头。 对这种冠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西化，似乎国人已无心理障碍，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和思想的深层，国人却对西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同时却对这西化到底是什么又几乎毫不理解。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在对于西方形式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对西方的本质拒之千里。对于一个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此趋之若鹜，同时又这样恐惧万分，如此自制的“两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东方和西方——走向共同的价值 那么国人所恐惧的西化，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西化的地区香港。香港在英国式的统治下的西化并没有使得香港失去中国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人会说香港在文化上是英国的。 香港的“西化”不仅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伤害香港人，在文化上也没有丢失香港的特色，在人的素质上更使得香港人远远高于内地人。一些内地国人喜欢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这是偏见和抹黑。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看待香港，现在看来很狭隘。香港在近代政治上一帆风顺，经济上风调雨顺，于是缺少了跌宕起伏的艺术题材。毋庸讳言的是，香港人的普遍素质要远远好于内地人。 我由于工作需要不时去香港，港人的待人处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香港人对于英国颇有好感，认为英国人是讲道理和重感情的，这种态度曾被内地媒体说成是“殖民地思想”。但是很坦率地说，有殖民地思想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陆人。大陆在成为秦始皇和清朝的殖民地后所形成的殖民地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也许，这仅仅是反唇相讥，其实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根本不重要，加拿大和美国曾经都是殖民地，但又怎么样呢？加拿大至今的国家首脑还是英国女王，但是加拿大人的坦然、宽容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恰恰就是国人缺少的。 世界上西化得好的国家都相对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高贵。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反西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激烈地反西方的国家，越不民主不人道。现在世界上最痛恨和恐惧西方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洲的“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内虐待人民，对外诅咒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其最反西化的时期，就是它最黑暗的时期，而随着反西化的减弱，其社会也随之进步。这是一条规律，绝无例外。 其实，所谓“西化”并不始于西方，而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之所以称之为“西化”，是由于西方皈依了古希腊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意大利仍然是意大利，英国仍然是英国，法国仍然是法国，德国仍然是德国。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来的，并非西方所固有。 如果华夏当时也接受了古希腊的观念和价值，那么今天和西方在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西方才可以接受古希腊而华夏就不可以吗？古希腊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我们今天继承的奥林匹克传统不就是古希腊价值的一部分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更重要的部分呢？ 接受古希腊对于华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始于玄奘取经的佛教普及实际上是华夏的一次文化异化，其发生在唐朝而不是别的朝代也许正说明唐朝的开明。盛唐并没有由于接受了西天来的文化而不盛唐了，而是更加昌盛了。遗憾的是古希腊没有在印度这个地方。如果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既然已经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就会影响印度的文化传统，于是玄奘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学生，或者是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门徒的门徒。那么，玄奘带回来将不是佛教经书而是古希腊文献。于是华夏就会可能先于当时正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而进入“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文艺复兴最丰硕的成果也就可能在华夏首先出现，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国人近代才知道的“先生”就会提前千年来到中国。但是，即便这样，华夏会接受古希腊文明吗？历史无法假设，于是我们不得而知。 玄奘取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价值不在经书，而在于取经行为的本身和对于“异端邪说”开放和包容的勇气。尽管佛教的普及绝不能和古希腊精神的弘扬相提并论，但是唐代坦然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却是在华夏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佛教在华夏的普及并没有使中国不中国，于是可以断定，如果“希腊化”亦即“西化”从玄奘开始，那么华夏也不会就此不华夏。唯一改变的将是那惨痛的历史进程，华夏不必到了明清才始知希腊和西方，清朝和那些大屠杀就不必发生了，那根头上的辫子和内心的辫子也就不必出现了。 20世纪后期，有一种思潮和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许讨论不同，而不许评价高低。于是古希腊文化也就不能被评价比别的文化好。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带给了人类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继续，而其他文明无论如何吹嘘其辉煌、悠久和连续，都只是一个残存的外壳，其内涵早已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独树一帜，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和普及这个文明，就应该像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一样，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我们自己的文明。 华夏许多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源于西方，好像由于此，西方才接受了古希腊文明，而对于华夏所在的东方来说，这就是一个外来的文明，于是就不易接受。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倒是诞生在西方的德国和英国。但西方摈弃了它，而东方却更有它的市场。 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数百年中“希化”了，亦即“希腊化”了，如果华夏可以如此“希化”，何尝不是一件幸事？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把代表这些价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的历史。我们有太多试图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人，有太多的“叶公好龙”式的人，有太多的“慈禧太后”和她忠实的追随者，却没有足够多真正的勇敢的改革者。 中国应该“西化”。如果你嫌这个术语太刺耳，那么就说，中国应该“希化”，或者用更加顺耳的说法，中国应该“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 简言之，中国应该补上“文艺复兴”这一课。 （全文完）